中國的大國關系與大國戰略

大國是國際關系的關鍵，大國影響在國際關系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分量。如何處理與大國的關系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大國決定著國際體系的穩定與變革，世界的和平與戰爭以及世界大戰打不打得起來主要看大國。大國的體量佔世界經濟大部分的比重，大國的經濟表現影響著世界經濟的好與壞。大國的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其產品在世界各地被消費，大國文化在歷史上留下了不同的時代烙印。對於中國來說，無論從自己所應承擔的國際責任，還是發展自己與世界的關系出發，都需要有明確的大國戰略，都需要處理好與大國的關系。

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中國就已是世界大國，這一點毫無疑問。近代百年中國積弱積貧，文明古國淪為“東亞病夫”。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反法西斯戰爭陣營，成為東亞戰區的主力，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這一點在牛津大學中國問題專家拉納•米特最近的新書《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中也再次得到了認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歷史來講，大國問題因此也就有了一層特別的政治含義，即二戰后被普遍認可的大國，都是為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國家，因而也是對維護戰后秩序負有特別責任的國家。大國地位的直接標志就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中國的特殊性在於，國家的政權在二戰結束后發生了變化，而作為大國象征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卻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因此一道轉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誕生就面臨著大國關系問題。和誰建立外交關系，站在東西方哪一個陣營，這對於任何一個新生政權來說都是極其重大的決定。而中國無論加入哪一方，其結果必然是對世界地緣政治版圖的重大修改。“一邊倒”的戰略抉擇，是新中國做出的第一個大國關系的重大決定。中國與蘇聯結盟，加入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共同反對美帝國主義，致使美國許多戰略家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在反思，是誰失去了中國。

中國的政治大國地位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確立的。中國作為大國的國際威望和聲勢，是在“抗美援朝”中打出來的。作為剛剛誕生、還處於百廢待興的國家，居然打敗了二戰中實力迅速積聚，戰后變得不可一世的美國及其湊合的“聯合國軍”，這是全世界都難以想象的。朝鮮戰爭的勝利，確認了二戰后東北亞的地緣政治版圖，而這個“確認”，不是超級大國談判出來的，是新誕生的中國打出來的。從此，中國在世界上樹立起了“不信邪”的國格，這種國格賦予了一個大國以錚錚骨骼。

大國還得具有獨立的品格。當蘇聯把一切服務於與美國爭霸、暴露出大國沙文主義后，中國對蘇聯提出了批評，中蘇從結盟走向了敵對。當世界各族人民反帝反殖斗爭形成浩蕩之勢，中國不但聲援支持，而且和印度、緬甸共同倡議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塑造了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形態。當歐洲國家不滿美國控制謀求聯合自強時，中國明確要把歐洲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看待。經過這些大國關系的重新定位，中國逐步確立了從國家自身出發的大國關系觀，並因此而帶動世界其他政治力量在這一問題上看法的變化。

當中國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后，中國的大國身份回歸一體，傳統上五大力量的提法也在之后得以確立。但對中國當時大國關系考慮影響最大的，還是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五大力量的概念是政治與經濟的結合，三個世界理論則是政治和戰略的世界把握。無論是五大力量，還是三個世界，中國都在其中佔有無可撼動的地位。

冷戰結束后，國際關系中的政治和安全競爭讓位於經濟競爭，一些在二戰后發展起來的國家（主要是德國和日本）開始認為自己應該是世界大國，其直接努力就是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使自己躋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5年之后，大國概念中多了一個新的成員，即新興國家。新世紀所講的新興國家，一般是指具備大國的底子，而在新世紀的前十年都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成就，趕上甚至超過了一些傳統的大國。因此，大國家族裡就有了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兩類，后者主要以金磚國家為代表。而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既是已有大國，又被列為新興國家，實現了從大國關系舊世界到新世界的跨越。

在一個新的大國世界胚胎萌生后，中國在大國群體中被一些人有意無意地貼上挑戰者標簽，被推向“修昔底德陷阱”，被斷定無法避開大國政治的悲劇。但實際上，中國在處理大國關系的進程中已明確要致力於歷史而不只是邏輯的延伸。歷史可以創造，大國可以構建新型關系。

大國關系新常態

大國關系的歷史畫卷，很容易被歷史學家簡化為霸權國與挑戰國的關系，或者是“均勢—失衡—再平衡”的關系。這種邏輯因其簡潔而很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也具有極大的破壞性。因為一旦它轉化為實際的國家戰略和國際行動，這個過程往往會帶來大國戰爭，甚至是世界性的大戰。遠的例子不說，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就應對東亞近三四年所產生的問題負直接責任。但是，這種簡化版圖要被重新描繪也並非不可能，在現實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種新型的大國關系正在被探索性地構建。這一努力要取得進展，首先必須破除至今影響甚深的大國關系舊思維。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一戰給大國關系最重要的教訓之一就是結盟。安全困境理論已經揭示，結盟並不能帶來百分之百的安全，結盟很容易導致反結盟，而結盟和反結盟的對峙又很容易使得一個小的危機釀成大的沖突。因此，如果大國關系不是以追求世界性霸權為目標，那麼結盟戰略就應該放棄，單方面的安全應該被普遍安全取代。不過，在當前的國際關系現實中，結盟思維還非常頑固。但是，在反結盟不存在的情況下，單方面的結盟動力也會逐步衰減，新型大國安全關系的機會之窗仍然存在。

一戰之前的一百年被歷史學家描繪成“百年和平”，其實這個說法隻能成立一半。因為從維也納和會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百年中，戰爭並非絕對沒有，而隻能說多國性的席卷歐洲大片地區的戰爭沒有爆發。締造“百年和平”的力量之一是大國協調加勢力均衡。但是，通過大國協調與勢力均衡維系體系的許多條件在當今世界已難以復制。譬如19世紀歐洲國家的力量均衡可以通過劃撥殖民地的辦法來實現，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被所謂的正統原則所認可，歐洲大陸的均勢和“日不落大英帝國”可以並行不悖。即使如此，19世紀的思想遺產仍被不少大國關系戰略家所推崇。

帝國體系是對大國關系的超越。如基辛格所說，帝國所考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大國關系，它自成體系。傳統的帝國以領土擴張和殖民為路徑，當這一通道被二戰后形成的非殖民化運動切斷后，新帝國的光環在一些人眼裡就越來越炫目，金融、科技、創新體系、網絡、軍工復合體、跨國精英等成了新帝國的大廈梁柱。這個體系具有平等的表面，等級分化的內在機理。融入這個體系並接受其權力統治的國家被“社會化”，而不願接受其不平等性的國家則被撻伐為異類，這就是新帝國范式的陽謀。

新型大國關系概念的使命是要破解上述舊思維，而其條件在不少方面已開始具備。舊思維隻見國家不見體系，當前的國際體系盡管有諸多不足，但已獲得一定的獨立力量。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已從最多時的超過一半下降到如今的四分之一略多，說明任何一種力量單獨支配國際體系的時代已成過去。無論是對體系本身的漸進改革，還是在傳統體系外做增量建設，體系對大國關系的緩沖性和約束性影響已成為大國關系新思維的一個重要內容。中國的國際體系變革戰略和目標也正體現在這一點上。

即使國際關系中仍然有“老大”和“老二”之說，但今天的“老大”和“老二”已很難清楚分家，對立關系中已生長出共生關系，共同利益逐步成為新型大國關系的黏合劑。“老大”和“老二”的關系還不只是雙邊關系，它也處在一個更大的網絡結構中，這個網絡結構不是簡單的結盟所能代替或覆蓋。中國動用其中的任何一個節點都可以影響到網絡結構中的“老大”和“老二”關系，使其不再只是遏制與挑戰那麼簡單。

中俄高水平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一般結盟意義上的安全關系。形象地說，中俄關系是一種“背靠背”的關系。中俄兩國都可以把背不加防護地露給對方，使正面面向的注意力變得更集中，更有能力應對來自正面的問題。之所以不是傳統的結盟關系，是因為中俄戰略合作並不以特定的第三方為共同目標。如果設想所有的國家在安全上都可以把自己的背露給其他國家，那麼普遍的安全也就建立了。

回到增量體系建設問題。新興國家的集合體——金磚國家體系構建的影響和能力正在不斷提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要對象，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專注於“授人以漁”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些既是對傳統體系沒能或不願覆蓋到的領域的補充，也在傳統體系外發揮了對其改造的影響。從辯証歷史的視角來看，當新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包容舊的因素后，新型關系就變得全覆蓋了。

經過冷戰后二十多年的發展，這種新型關系已成為大國關系的新常態。對於舊思維來講，接受這種新常態的過程是痛苦的，但這已是當前國際關系的現實。對於中國來說，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仍以推動這種新常態的發展為運籌大國關系的核心課題。

大國戰略

大國戰略是大國歷史的軌跡理路，也是大國關系的運籌推手。以往的大國戰略，一般隻講對其他大國的戰略，如美國的對沖戰略或離岸平衡戰略。但全面地講，大國戰略應該包括兩部分：一是通常所講的怎麼對待其他大國的戰略﹔二是一個國家怎麼做一個大國的戰略。

在如何對待其他大國的戰略上，中國已發展出了一個豐富的大國戰略思想寶庫，構建了全方位的大國戰略體系。在對美國這個“老大”的戰略上，中國提出了“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指出太平洋完全能容得下中美兩個國家，不能讓零和思維把中美關系引向沖突對抗的老路。在中俄兩個重要鄰邦上，要把戰略合作不斷引向更高水平，用大項目、戰略性合作來做實這種高水平的戰略合作關系，而不是讓其在高處無基礎地空轉﹔中俄要互相借力給力，讓高水平的戰略合作產生更大的對外影響。在對歐洲國家戰略上，要發展出豐富多彩的大國關系，中歐要做“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四大伙伴，共同擔負起這四個領域的國際責任，發展高依存度的復合型中歐關系。在新興大國戰略上，中國要推動其成為國際體系改革的創新實踐，成為南南合作的典范。豐富的大國戰略內容，體現了中國大國戰略設計的針對性和目的性。針對不同大國的特性，中國提出了各有側重的戰略要求。

大國戰略更重要的內容還在於如何做一個大國的戰略。大國做好了，國際關系自然就會公平公正，國際社會就會風清氣正﹔反之，大國如果乖張暴戾，國際關系的原則就會被恣意踐踏，國際社會就處處阻梗贅癰。

作為大國，首要在於堅持一套正確的、經得起檢驗的義利觀，不為利忘義，也不借義逐利。大國在國際關系上不能隻講國家利益，而要舉正義，持道義。在國際體系進入轉型期的今天，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其重要的道義責任就是維護戰后國際秩序，不容法西斯翻案、軍國主義回魂。

中國大國戰略的第二層要義在於發展自己，惠及國際。大國貧窮落后，隻會引起野心者的覬覦﹔大國發達了，不應天天擔心他國搭便車，這有失大國風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蒙古國明確宣布，歡迎搭中國便車，搭中國發展快車。中國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債務，給予從最不發達國家進口的商品零關稅待遇，這些都體現了中國的大國風范。中國“親、誠、惠、容”的周邊戰略，以及中國對非洲的“真、實、親、誠”的理念，都是在誠心地構建共同發展和共享繁榮的伙伴關系。

中國大國戰略的主體構想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新界定中得到了比較明確的體現。“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伙伴，既是中歐互相的期許，也指出了中國作為大國的國力所用方向。大國應該對維護世界和平負有責任，大國應該協力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大國應該合作改革國際體系中不夠平等、不夠包容、不夠具有代表性的體制機制，大國應該互相尊重、包容互鑒，共同推動多元文明的溝通對話。

中國大國戰略的一個鮮明特色是構建眾多的伙伴關系。伙伴關系的基本指導方針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如果中國不堅持這五項基本原則，也就很難構建起幾乎覆蓋全部五大洲的伙伴關系網。用伙伴關系替代結盟關系體現了國際關系的進化，因為伙伴關系不制造敵人，而結盟關系無論它怎麼聲明不針對第三方，仍然要以潛在敵或假想敵為其存在的理由。從雙邊的伙伴關系到整體的伙伴網絡，中國的大國戰略面臨著從對大國的戰略向大國網絡戰略的升級任務，也面臨著新型大國關系戰略與大國網絡戰略的接軌任務。

概括起來，中國的大國戰略是以維護戰后國際秩序和推動國際體系和平變革為己任，區別實施基於各自目標的不同大國戰略，以伙伴關系和伙伴網絡推動大國關系的轉型升級，擔當國際道義，通過自身發展帶動共同發展，構建並發展人類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本文得到2011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資助”，項目批准號11JZD047，作者為項目首席專家）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當代世界》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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