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戰略基礎：形成、發展與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65年來，非常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始終堅持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政策，在國際舞台上堅持站在發展中國家一邊，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雙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平等相待，形成了患難與共、真誠友好的新型國家關系。這種新型的國家關系奠定了中國對外戰略的堅實基礎。

戰略基礎的形成與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年來，中國始終堅持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政策。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國家戰略和外交戰略的逐步形成和確立，這一政策從國家基本外交政策的基礎發展成為中國對外戰略的基礎。

一是中國外交戰略基礎的形成與初步確立（1949—1978年）。從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到“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中國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上升到了外交戰略的高度。中國領導人從全球政治戰略的高度來看待發展中國家，確立了在國際政治體系中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身份地位。新中國建立時，大多數亞非拉國家還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當時，新中國百廢待興，外交工作面臨許多復雜而艱巨的任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國領導人，已經開始從全球戰略的角度考慮發展同亞非拉國家的關系，並將此作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做工作，交朋友”，重點“應該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1]“我們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經獨立的國家看成朋友，把還沒有獨立、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也看成朋友。我們支持它們。”[2]毛澤東認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支持我們的最主要的力量。”[3]“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廣大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斗爭也幫助了我們。這就分散了敵人的力量，使我們身上的壓力減輕了。”[4]中國不僅把支持和援助被壓迫人民與被壓迫民族爭取、捍衛民族獨立的斗爭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和社會主義國家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而且把加強與亞非拉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擴大反帝、反殖、反霸的國際統一戰線，打破帝國主義國家的孤立、封鎖和遏制政策作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1974年3月，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明確表明了中國屬於第三世界的身份和地位。“三個世界”理論以經濟決定政治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觀、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世界三大基本矛盾觀[5]為核心，奠定了中國國際戰略的理論基礎，從而也奠定了此后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

二是中國外交戰略基礎的發展（1978—2000年）。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使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外交政治戰略的基礎不斷向經濟領域延伸和擴展。隨著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外交的推進，其作為中國外交經濟戰略的基礎得以確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實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把對發展中國家開放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強調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將來發展起來了，還是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6]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中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中國政府雖然仍然把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作為自己對發展中國家政策的理論基礎，但是與毛澤東不同的是，鄧小平把構建“三個世界”理論基礎之一的“戰爭與革命”觀轉變為“和平與發展”觀，從而將中國與發展中國家政治關系的重點由以往支持亞非拉國家反帝反殖、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轉變為尊重亞非拉各國自主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反對外國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內部事務。在經濟關系上，也由前一階段提供經濟援助為主轉變為發展互利合作關系為主。這一轉變不僅與中國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相適應，而且使中國對發展中國家政策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使中國外交的戰略基礎在政治與經濟的交互作用下得以鞏固。

綜觀整個20世紀，正是這種始終一貫的政策和不斷鞏固的戰略基礎，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支持和幫助。正是有了這樣的戰略基礎，中國在冷戰時期雖受美蘇兩霸的擠壓和孤立，但仍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正是有了這樣的戰略基礎，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擺脫了西方的制裁，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正是有了這樣的戰略基礎，中國抵御了西方人權外交的干涉，維護了一個中國的原則。

戰略基礎的全面發展

新世紀以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得到了全面發展，中國外交的戰略基礎得到進一步鞏固。中國全面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主要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中國的社會性質和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身份地位。在西方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正在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在西方的價值體系中始終被認為是“異類”。因此，中國在世界政治體系中謀求權益，難免不遭受西方對其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敵視和打壓﹔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謀求發展，難免不受制於國際經濟舊秩序和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和規則，特別是西方霸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遏制。

二是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在西方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有共同的歷史遭遇、共同的現實地位和共同的發展任務。中國與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在歷史上是西方殖民者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世界政治體系中同處於弱勢地位，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都處在外圍地位，其政治經濟發展深受體系結構的制約。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謀求發展的共同訴求，使雙方能夠在許多國際問題上達成共識。特別是雙方積極的政治合作，有利於表達和實現共同的利益訴求﹔積極的經濟合作，有利於各自的經濟發展，實力增強。而且在政治經濟合作中雙方能夠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遵循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則。因此，發展中國家不僅是中國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重要依托，而且是中國實現國家戰略目標、促進經濟發展的平等合作者。[7]

三是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經濟互補性提高，雙方合作共贏存在巨大潛力。發展中國家不僅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而且其經濟發展水平也呈現多樣性和多層次性。而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就縱向國際分工來看，中國在每個層次都有了自己的產業和產品。就橫向國際分工而言，中國許多產業都有了自己的拳頭產品，在某些領域還有了較強的國際競爭力。這為中國和發展中國家開展多領域、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使雙方能夠根據各自的優勢和需要合作發展。

正是基於上述戰略思考，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更加積極主動。這種積極主動性促進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全面發展，表現在：

第一，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出現了層次性和側重點。在宏觀層次上，中國從自身的全球戰略出發，堅持把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作為其外交的基本立足點，使自己在戰略上有所依托﹔在具體政策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關系開始有所側重。這種側重在具體外交實踐中表現為中國以其全球戰略為中心，分三個圈建立了與發展中國家不同層次的關系：即以周邊發展中國家為重點，建立睦鄰互信的團結合作關系﹔與發展中的大國、資源重點國及國家集團建立各種形式的互利伙伴關系﹔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建立平等友好合作關系。這是中國外交原則的堅定性和實踐的務實靈活性的具體體現。

第二，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更加清楚明晰，合作領域更加全面、明確和具體。2006年出台了《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2008年發布了《中國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明確規定中國與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在政治、經濟、人文和社會、和平、安全與司法等34個領域的全方位合作。這不僅表明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更加成熟，而且折射出發展中國家作為中國外交的戰略基礎地位得到了全面發展。

第三，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戰略伙伴關系。如中國與巴基斯坦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越南、老撾、泰國、緬甸、柬埔寨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蒙古、哈薩克斯坦、阿爾及利亞、南非、巴西、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與韓國、印度、斯裡蘭卡、阿富汗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與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阿聯酋、尼日利亞、安哥拉、智利的戰略伙伴關系等。

第四，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已經從雙邊擴展到多邊，從多邊發展到機制化。中國在保持與所有發展中國家雙邊友好關系的同時，以自己的全球戰略為中心，還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構建了多層次的多邊機制和全方位的合作平台。在周邊次區域，中國參與了一年一度的在東盟（10+3）框架下的中國—東盟（10+1）合作機制，建立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合作機制。在西亞北非地區，中國與阿拉伯國家聯盟建立了“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與海灣合作委員會設立了政治和經濟磋商機制。在非洲地區構建了中非合作論壇，通過三年一次的論壇部長級會議和各領域的論壇會議，推動了中非合作向更廣更深的領域不斷發展。在拉美，中國與裡約集團有外長級對話機制﹔與南方共同市場和安第斯共同體建立了定期政治磋商與合作機制。這些合作機制把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合作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戰略基礎面臨的挑戰

不可否認，中國深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為中國外交的順利開展確立了戰略基礎。然而，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疑慮也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面臨著一系列內外挑戰。

一是西方的離間。中國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使中國超過了英法德日，成為了當今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發展模式前所未有地挑戰著西方的權威、西方的發展道路和西方的價值觀念。因此，來自西方的詆毀和詬病不絕於耳。這種詆毀和詬病近十多年來至少經歷了三波。第一波以“中國威脅論”、“中國新殖民主義論”為主要內容，企圖以駭人聽聞的“威脅”來恫嚇發展中國家，以亞非拉國家深惡痛絕的“新殖民主義”來阻止它們與中國開展合作。第二波以“中國責任論”為主要說辭，企圖通過批評中國對亞非拉國家不負責任，從道義上打擊中國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第三波則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海爭端，火中澆油，破壞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團結合作，以期實現美國重返亞太，主導亞太事務的目的。西方的詆毀和詬病借助先進的現代媒介和媒體在發展中世界廣泛傳播，在一些國家和地區起到了離間中國與某些發展中國家關系的作用。特別是它們利用中國與亞非拉國家和地區合作所出現的各種問題大做文章，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民眾中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二是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發展所帶來的問題。該問題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由世界政治體系的規則、制度和結構所引發。中國改革開放所融入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是西方主導的體系。資本主義經濟的競爭性、市場規則的優勝劣汰同樣地反映到同處於這一體系的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關系之中。競爭難以避免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同樣也影響著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在貿易領域，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例不斷增加，近些年來一直高於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例。在商品的市場佔有問題上，中國也常常遭到指責。在石油資源的開採上，西方一直指責中國破壞了非洲的自然資源，某些國家的親西方勢力也在此問題上大做文章，以向與中國深化合作的非洲國家政府施加壓力。中國發展的另一類問題來自中國自身，主要表現為迅速發展的經濟與各種規則制度的滯后性，以及法律和監督機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之間的矛盾。如中國“走出去”戰略出台后，一些國內資質差的企業也走出了國門，把假冒偽劣產品帶到了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地區。這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聲譽。

三是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爭端。這類問題一直存在。冷戰結束以來，中國通過積極的努力和談判妥善解決了與周邊（除印度之外）所有發展中鄰國的陸路邊界問題，與印度達成了解決邊界問題的初步共識，與有領海爭議的國家也達成了解決問題的共識，與大多數周邊國家建立了戰略互信。值得注意的是，個別國家依仗美國的支持挑起事端，破壞互信﹔而美國則利用矛盾，制造沖突。這在周邊國家中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

面對上述挑戰，中國需以目標為導向，從國家戰略的高度加以應對，即“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8]事實上，作為中國外交戰略基礎的發展中國家，按地理位置自然形成了三個支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力學穩定平衡的原理，三點形成一個平面支撐著平面上的物體，隻要物體的重心在這個平面上就不會傾倒。用此觀點解釋中國外交戰略基礎的作用，不難理解為什麼中國能在65年的外交實踐中，從被動走向主動，以及能在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有所作為。當前中國能夠以一個發展中大國的身份和地位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也得益於65年來中國對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始終一貫的團結合作政策。因此，今后亞非拉仍然是中國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和平發展的外交戰略目標的三個支點。就三個支點而言，非洲和拉丁美洲與中國相距較遠，深化與這兩個區域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是中國緩解當前與周邊矛盾和問題以及西方分化離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抵御美國重返亞太對中國的遏制，鞏固中國對外戰略基礎的著力點。有意思的是，亞洲發展中國家沒有像非洲和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那樣有一個整體的洲際意識，其各自認可的是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等次區域整體意識。在這幾個次區域中，中國的睦鄰外交至少能夠確保其中兩到三個的基本穩定。而無論哪一次區域都可能作為中國對外戰略的亞洲支點與其他兩個支點相連，從而形成穩定的基礎面。

對於西方的離間，中國應該堅信：中國發展模式所展現的非西方發展道路的魅力是西方國家難以詆毀的。它至少能夠使陷入發展困境的亞非拉國家看到符合自己國情、獨立自主發展的中國特色發展道路的現實成就和未來前景。亞非拉國家清楚地知道自其擺脫西方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和解放以來，沒有一個國家擺脫了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的弱國和外圍地位。而西方以選舉制度為主要標志的民主制度和以自由主義為導向的市場發展模式並沒有成就它們的發展，更沒有讓它們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就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發展所帶來的問題而言，中國一直在為避免和解決競爭所造成的這些問題而努力。為緩解競爭引起的沖突和矛盾，中國提出了合作共贏的理念。如在從非洲進口石油資源時，通過石油換貸款的合作，中國主動幫助非洲國家建立基礎設施，增強這些國家自主發展的能力。中國與安哥拉的合作模式對安哥拉發展所發揮的建設性作用正在展現合作共贏的成就。再如與拉美的合作，中國根據拉美各國的比較優勢創造了四種不同的合作類型：以巴西為代表的全面合作，以墨西哥為代表的競爭性合作，以智利為代表的互補性合作和以巴拿馬為代表的自貿區合作。中國還通過自身努力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緩解中國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摩擦和反傾銷問題。當然，中國還需通過健全和完善自己的各種制度、法律和監督機制，解決自身發展中的一些問題。

總之，全面深化與中國外交的戰略基礎——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實現互利發展和共同發展，將給中國和亞非拉國家帶來美好的未來。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1] 毛澤東：《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1956年），《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270頁。

[2] 毛澤東：《爭取民族獨立，破除對西方的迷信》（1958），《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頁。

[3] 毛澤東：《非洲的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1959），《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頁。

[4] 毛澤東：《帝國主義是不可怕的》（1960），《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頁。

[5] 世界三大基本矛盾是指：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6] 鄧小平：《革命和建設都要走自己的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頁。

[7] 有關此問題的論述，參見劉青建：《21世紀初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特點》，載《現代國際關系》，2005年第6期，第1頁。

[8]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上網時間：201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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