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不太“典型”的典型人物事跡介紹會。主角很是低調，在領導“點名”之前，沒說過一句話。好不容易等到他開口，沒有半句寒暄，吐出的都是專業術語和串串數據。
他，就是朱洪，上海市城鄉建設和交通發展研究院上海城市綜合交通規劃研究所副所長，“朱洪交通政策研究創新工作室”帶頭人。這個工作室，去年牽頭制定了2013版的上海交通發展白皮書，為未來十年上海的交通發展定調﹔今年，又投入了第五次上海市綜合交通調查，為下一輪交通規劃積累數據和經驗。
交通所所長薛美根評價朱洪：理論扎實，一專多能，規劃專家。
“交通規劃特別需要數據真實”
朱洪身材高大，講起話來卻很柔和﹔臉部表情沉穩，偶爾會露出略顯羞澀的笑容。電梯來了，他會第一個進去，站在門梯邊，按住開門鍵——一派“溫潤如玉”的知識分子形象。
第五次上海市綜合交通調查情況匯報會上，研究人員匯報：“有一位調查員在回來的路上，裝調查問卷的包被偷，那天調查的部分數據沒了。”“是嗎？數據量有多少？這需要特別關注下，看看什麼時候能去補上。”語調雖不緊不慢，卻難掩若有所失，“唉，補上也終歸跟其它數據不是同一天，盡量選擇條件相同的日子做些補充調查吧。”
聽朱洪講交通規劃，感覺就是“數據多”。“交通規劃建立在對城市真實情況的了解之上，特別需要數據真實。”朱洪說，“在數據真實的基礎上，才能談引進國外的先進理念。”
上海正在進行的第五次綜合交通調查中，朱洪力主引入信息技術支持調查，使交通調查升級到了“大數據”時代。入戶調查中，調查員可以用PDA終端直接錄入電子數據，這讓交通調查的樣本量達到了空前多的7.5萬戶。“我們的交通信息平台蘊藏了豐富的數據資源，用大數據來做交通研究、交通規劃，能更加准確有效。”
“城市交通規劃事關未來城市發展。以往，我國的城市交通規劃多是以定性研究為主，這些年來，上海逐步開創了‘定性+定量’的研究新模式。”薛美根說，這其中，朱洪功不可沒。
可也許沒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艱辛。世博會184天，為了第一手的數據，朱洪和他的團隊天天泡在世博園裡。入園、出園、人流高峰、交通方式，必須准確到每個小時。現在，這套數據成了迪士尼樂園和國家會展中心客流測算及日后運營的最好參考。
“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數據”
“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數據。”這句話，也是朱洪說的。他解釋，“有時候數據也會迷惑人，隻有經過專業的分析檢驗，才能確保對數據的准確使用。”正因為重視數據，才會更加重視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准確性，以及數據運用的合理性、有效性。在這一點上，這位謙謙君子從不讓步。
負責入戶調查的研究人員匯報：“從這次調查來看，有的社區居民出行日記裡，上下班之外的出行情況比較少。”朱洪略蹙眉，隨即答道：“這跟我們調查小區人口的結構有關，有可能這個社區以老年居民為主。因此調查數據不能簡單地直接使用，你們一定要做數據修正，要跟區域數據母體比對，要做去偽檢驗。”
有人問，既然已經是大數據，交通調查，何不讓居民自行在網上填寫問卷？有必要再搞一次大調查嗎？朱洪回答：數據隻能反映一種現狀、一種狀況，未必能掌握人們的出行規律和主觀意願﹔ 唯有在城市中心區、郊區新城、城郊粘連區等科學取樣、精准定位、入戶調查，才有可能獲取最全面、最准確的信息。
“朱所長是個特別執著的人，認准的事情，不會輕易放棄。”常年跟著朱洪工作的交通所業務骨干邵丹說。當年做2002版《上海城市交通白皮書》時，為了與外籍專家分辨“上海大力發展兩輪助動車是否有必要”，朱洪一步不讓，最后，外籍專家在充分的理據面前接受了中方觀點。
公共交通一定是環保的嗎？這些年，朱洪又較上了這個真。“軌道交通的客運量的能耗效率與其運輸效率直接相關。如果軌道交通的乘客數量不足，那麼單位能耗是巨大的。”近年來，上海在軌交設施、電動公交車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對於這項投入的收效情況，一直在嚴密跟蹤中。歷經幾年研究，朱洪提出，對交通行業能耗指標的考核，僅有單位GDP能耗並不妥當，更要看出行總量、交通結構、運輸效率等多個指標。
“交通規劃牽涉的是整座城市”
從大學交通工程專業畢業后，朱洪進了交通研究所，一干就是19年。
做一名城市交通規劃師，朱洪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的選擇。還是中學生的時候，他就曾在公交車上做過流量觀測員，“很有可能就是1986年的上海第一次綜合交通調查。”朱洪笑言，“可能我與交通規劃的緣份，從那時起就注定了。”
“我覺得，喜歡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這份喜歡，有點成痴。朱洪家住在浦東金楊，單位在銅仁路。有時候開私家車上班，有時候坐地鐵上班。十多站路，他從來不閑著。“一路坐我就一路想，我們的軌道交通如何才能比小汽車更有優勢呢？”
在朱洪看來，交通規劃並非純技術的工作，而是始終與社會、民生結合，牽涉的是整座城市。“它其實是個交叉學科，除了交通本身，還有經濟學、社會學的知識，有些工程上最好的方案，社會未必能接受。”
交通規劃研究成果作為相關部門決策時的參考依據，有些建議未必會被採納。但即使如此，朱洪也一定會“把自己該做的事情做了”。對他來說，這是職業素養，更是回報這座城市的最好行動。
“有些研究短期內不一定會有明確結果，他也一定要按照最專業的標准來做好。”這是年輕人對他的評價。對這一點，朱洪說得朴實：“雖然有時做的時候並沒有得到太多支持，但我們還是堅持了下來，希望能為這座城市多留下些東西。”（記者 趙翰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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