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紅 袁佩紅
鄧小平同志奮斗的一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他的足跡遍布祖國大地的山山水水,其中曾多次踏上山西這方熱土,在領導革命、指導建設中殫精竭慮,在山西人民心中樹起了不朽的豐碑。
東征:播洒火種遍三晉
鄧小平第一次來山西,是在1936年2月紅軍東征期間。他和楊尚昆率領的地方工作隊從晉西一直挺進到晉南一帶,利用多種宣傳鼓動形式,動員大批青年參加到紅軍中,在實現“擴紅”目標的同時,把共產黨的革命思想和抗日主張廣泛傳播到山西民眾當中。
鄧小平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為了卓有成效地搞好工作,他十分注意宣傳隊的管理指導,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通過運用多種方式和各種載體,並親自編寫宣傳提綱和教材,使宣傳的作用發揮到極致。他經常教育部下說:“我們宣傳部的作用,行軍打仗時,要保証部隊吃飽走好,保証不要生病,保証戰士不要掉隊,保証不要減少戰斗員。我們主要是進行宣傳,最困難的時候,也要宣傳革命一定會勝利的堅定理想,宣傳北上抗日的思想。”“宣傳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還要經常去師、團傳達重要精神,研究工作。此外,還要教育干部戰士,講形勢,講英雄事跡”。他強調指出:“宣傳隊不只是做宣傳工作,還是准備干部、培養干部的地方”。據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宣傳隊隊長梁必業回憶,鄧小平總是說:“宣傳隊是培養干部最好的地方”。
1936年3月,紅軍到達洪洞縣的第二天,趙城鎮雙昌村的樊文烈來到部隊,找到軍團司令部教育參謀王秉璋要求參加紅軍。王秉璋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小平根據此人有些文化、曾在國民黨軍當過宣傳員的情況,同意收留。可是,宣傳隊長梁必業見新來者一副胡子拉碴的模樣,便搖頭說:“帶回去,我們宣傳隊不要胡子兵”。不一會,警衛員又把樊和一張紙條交給了梁必業,傳達首長指示說:“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梁必業隻好從命。后來的事實証明,樊文烈是個很好的同志。他工作積極負責,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尤其是在宣傳演出時扮演的老太太形象逼真、生動感人。他還把宣傳隊的一幫娃娃兵管理得井井有條。梁必業從心底佩服鄧小平慧眼識真,不以貌取人。
抗日:橫刀立馬戰太行
鄧小平與山西的深厚情誼緣自抗日戰爭時期。東征之后,他從1937年9月再次進入山西抗日前線,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前后在山西待了8年。從晉東北到晉西,從晉西到晉南,從晉南到晉東南,到處留下了他與山西人民共同戰斗和生活的印記。
這次進入山西,鄧小平以八路軍政治部領導人和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八路軍代表的雙重身份,先后在太原、五台和汾(陽)孝(義)地區,為動員第二戰區民眾,創建晉東北和晉西南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38年初,鄧小平調任八路軍129師政治委員,同劉伯承、徐向前正副師長一道擔負起創建以太行、太岳山脈為依托的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重任。
初上太行,鄧小平等就機智果敢地指揮所部一舉奪得了長生口戰役、神頭嶺戰役和響堂鋪戰役三戰三捷的勝利,打出了八路軍的威風。緊接著,又奮戰26天,經過以八路軍為主的反圍攻作戰,勝利粉碎了日軍的第一次九路圍攻,打破了敵人企圖用分進合擊戰術驅逐或消滅晉東南八路軍的計劃,殲敵4000余人,收復晉東南18座縣城,終將日軍全部趕出晉東南,造成八路軍雄踞太行的威勢。同時,劉鄧等積極組建游擊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部署主力部隊進一步實施戰略展開,擴大敵后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普遍展開。1938年12月下旬,劉鄧率129師師部、386旅和先遣支隊挺進平漢路以東冀南平原地區,開展平原游擊戰爭。從1939年1月至3月進行較大戰斗100余次,斃傷日偽軍3000余人。在7月開展的艱苦的反“掃蕩”作戰,至8月底共進行大小戰斗70余次,殲敵2000余人。1939年底,又率部發動邯(鄲)長(治)戰役,斃傷日偽軍700余人,收復黎城、涉縣兩座縣城,攻佔部分敵據點,打破了敵人的分割企圖,使太南、太北兩區又連成一片。至此,晉冀豫根據地發展到北接晉察冀地區、東北至津浦路、西至同蒲路、南至黃河的廣大地區。1940年夏,以鄧小平為書記的太行軍政委員會成立,統一領導太行、太岳、冀南3個區的抗日工作。1940年8月,為粉碎日軍的“囚籠”圍攻,華北八路軍所屬部隊在雨季對日軍發動了大規模進攻的“百團大戰”。劉鄧率38個團(未包括地方武裝)歷大小戰斗529次,痛擊了日偽軍,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信心。
1941年以后,抗戰進入最艱苦階段。鄧小平針對性地發表了《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一文,號召根據地軍民以武裝斗爭為核心,正視困難,克服右傾情緒,展開全面的對敵斗爭,增強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他同劉伯承精誠團結,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妥善處理各種矛盾,使晉冀魯豫邊區的精兵簡政工作走在前面。從1942年起,邊區軍民持續開展了大生產運動,他身體力行,親自帶領機關干部開荒種地,在百忙中總結實踐經驗發表了《太行區的經濟建設》。同時,領導所屬地區黨組織廣泛發動農民,減租減息,有效推動了根據地各項事業的開展。
1942年9月,鄧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統一領導晉冀豫、冀南、太岳和晉豫等四個區黨委工作。1943年1月,他在涉縣溫村主持召開了中共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並作工作報告,系統總結了五年來對敵斗爭的經驗,提出了今后對敵斗爭的方針。
1943年10月開始,鄧小平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並主持八路軍總部工作,在艱苦條件下擔負起領導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黨政軍的全面工作。他本著面向敵佔區、面向交通線、敵進我進的方針,緊緊抓好對敵斗爭、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這三項中心任務。此期間,他從實際情況出發,發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129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五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等,提出了對敵斗爭的一系列具體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從各方面積蓄力量、為戰略反攻和戰后建國作准備的方針。
在整風運動中,針對部分單位審干中發生的“左”的傾向,他反復強調要進行耐心細致的甄別平反工作。尤其是他《在北方局黨校整風運動會上的報告》中,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事業要以毛澤東思想作指導。他把整風運動緊緊抓在手上,堅持分局(后為北方局)黨校整風班開學典禮必到並發表動員講話,每天向黨校負責人詢問學習情況,重要節點還要給學員作重要報告。在講話和報告中他特別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著力用黨的歷史教育干部。通過整風運動,晉冀魯豫邊區黨的建設提高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鄧小平把發展生產作為堅持根據地的保障,明確提出了“發展生產,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戰略任務。劉鄧領導太行抗日根據地堅持兩條戰線同時作戰,既抓軍隊的生產節約,又抓群眾的生產救災﹔既開展對敵經濟斗爭,又進行解放區的經濟建設,並通過持續的減租減息運動,有效帶動了互助合作和大生產運動。1944年的太行區,蝗災前所未有。鄧小平率領根據地軍民用軍事殲滅戰的方式,打了一場剿滅蝗虫的人民戰爭。與抗災滅蝗和互助合作事業相輔相成,大生產運動更加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在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的助推下,從1944年起,以太行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恢復和發展的新階段。鄧小平率領根據地軍民,粉碎了日軍的多次“掃蕩”,並且對一切可能奪取的敵佔城鎮和據點發動攻勢作戰。華北各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也都主動出擊,連續向敵偽發動進攻,沉重地打擊了日偽軍,大規模擴大了解放區。截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劉鄧率部開創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塊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成為擁有2400萬人口、30萬軍隊的全國最大的解放區。
鄧小平在山西抗日戰場叱咤風雲8年之久,領導華北抗日的革命歷程豐富了他的政治思想,根據地建設、鞏固和發展的斗爭實踐鍛練了他的卓越才干。如果探本究源,應當說山西抗日根據地的沃土,是鄧小平理論植根和發展的重要源泉。
決戰:上黨戰役殲頑敵
就在全國人民對抗戰勝利的歡呼聲中,一股內戰的暗流已在涌動。閻錫山根據蔣介石的密令,派其19軍軍長史澤波率19軍、61軍的5個師約1.7萬兵力,從臨汾、浮山、翼城向太行抗日根據地的腹心區晉東南上黨地區發動進攻。8月下旬,閻軍佔領了八路軍從日偽軍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被抗日地方武裝包圍的長治、長子、壺關、屯留等6座縣城。
面對危局,為了保衛解放區,黨中央決定發動上黨戰役。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和政治委員鄧小平等由延安飛返太行區,立即投入研究部署工作。從9月初開始,劉鄧按照中央部署,“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發起了抗擊閻錫山搶奪抗戰勝利果實的上黨戰役。整個戰役由太行、太岳、冀南3區部隊參加,6萬余民兵、自衛隊助戰。主要採取了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戰略方針。整個戰役行動前后經歷了奪城打援、圍城打援和追殲逃敵3個階段,至10 月12日結束,共殲敵11個師及1個挺進隊共3.5萬余人,繳獲24門山炮、200余挺輕重機槍和1.6萬余支長短槍。此役不僅保衛了勝利果實,沉重打擊了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囂張氣焰,而且有力配合了毛澤東率領的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的重慶談判。
視察:情系建設謀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身居要職的鄧小平對他曾經長期戰斗生活過的山西情感系之,深切關懷著的我省的革命、建設和發展,曾先后多次前來視察指導工作。
1957年3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來到他西北之行的第一站山西,傳達貫徹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精神。鄧小平先后給太原市中等以上學校部分師生和廠礦企業、省市機關部分干部作了兩場報告。他語重心長地教育各級領導干部要認真聽取群眾意見,要“面對群眾,發現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問題,要天天看到人民群眾”,努力克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教育廣大群眾要提高覺悟,樹立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為原則的社會主義精神。
鄧小平在南下途經太谷時,聽取了縣委書記靳廣杰關於太谷作為全省商業體制改革試點縣的改革做法和成效的匯報后,指出:“你們的這個經驗很好,應該推廣到農村搞試點”。在洪洞,他聽取了縣委書記王繡錦關於該縣如何實施《1956—1967年農業發展綱要》的匯報后指示:“要充分利用洪洞的水利優勢,發展水電站,搞好管理,提高效益”。到達臨汾時他看到利用龍祠泉水種植的反季節蔬菜黃芽韭長勢喜人,禁不住喜上眉梢,鼓勵說:“要進一步開發龍祠水資源,把綠化搞上去”。
1964年春,在全國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之際,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等率同與蘇共論戰的“九評”寫作班子,來到山西省大同市視察。此時中蘇論戰劍拔弩張、硝煙正濃。4月5日,鄧小平建議:“這篇文章要費些力氣,要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論証,事實上站得住,理論上站得住。我們先觀察一個時期,再來最后完成這篇‘九評’。‘九評’寫作班子的秀才們從去年准備中蘇兩黨會談起,一直忙到現在,一年到頭很辛苦,太緊張了,現在可趁觀察一陣的時機,放鬆一下,索性離開北京休息一些日子”。鄧小平一行人西行首站即大同。在此停留兩天期間,鄧小平和彭真等視察了裝甲兵學院、海軍198部隊、大同機車廠、山西柴油機廠,參觀了雲岡石窟和上、下華嚴寺,觀看了大同市文藝團體的演出,並聽取了大同市委的工作匯報。
1973年6月,第二次復出不久的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陪同馬裡貴賓來到大寨訪問。他興致勃勃地登上虎頭山俯瞰大寨,層層梯田和一排排嶄新的窯洞、瓦房盡收眼底。看到這裡大片茁壯成長的玉米和谷子長勢喜人,鄧小平一行嘖嘖稱道,十分高興。隨行的大寨村干部賈承讓介紹說,大寨去年遭遇了罕見的干旱,但是經過群眾的艱苦奮斗,仍然取得了豐收,糧食平均畝產達到997斤。在參觀了蓄水池、旱井等水利設施和飼養場后,鄧小平陪同貴賓步入大寨村走訪村干部和群眾家庭,在與村干部座談結束時,他感慨地說:“大寨20多年來取得的驚人成就,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益的經驗。預祝大寨取得更大的成績”。
1975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又來到山西,出席在昔陽縣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9月15日晨,他乘火車抵達陽泉車站時,對前來迎接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主任王謙說:“不要怕別人說什麼,重要的是要把領導班子整頓好,關鍵是用好人!”開幕式上,他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作了重要講話。他剛開始講話,整個會場即爆發出雷鳴般的熱烈掌聲。他的講話沒有講稿,卻胸有成竹,條理分明,長達1個小時。
一向尊重客觀實際和敢於揭露矛盾的鄧小平,在講話中講到了嚴峻的農業形勢,講到了各方面的整頓問題。他指出:25年來,在農業方面,我們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飢餓狀態做到了糧食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視,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在工作方面,我們也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但是,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盡管有了這個基礎,但我們還很窮、很落后,不管是工業、農業,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還要幾十年的時間。所以,我們說形勢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頭腦要清醒,要鼓干勁,不僅路線要正確,而且要政策正確,方法正確。周總理在四屆人大講了毛主席提出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就是到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從明年起,25年,我們賭了咒,發了誓,要干這麼一件偉大的工作,這真正夠得上是雄心壯志。我們相信大家能夠辦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為輕而易舉。
他還著重強調了搞好農業的重要性: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農業現代化,而更加費勁的也是農業現代化。因此,首先必須下大功夫、花大力氣抓農業現代化。隻有農業這個基礎的發展,才能推動另外三個現代化的前進。如果農業搞得不好,很可能農業拉我們國家建設的后腿。講到這裡,他聯系實際,尖銳地剖析了整個農業形勢。他說:“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我們現在積了多少糧?到目前,全國還有部分縣、地區,糧食產量還不如解放初期!”接著,他進一步指出:“據22個省、市、自治區統計,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農業產值按人口計算平均124元。最低的貴州,倒數第一,隻有60幾塊。四川倒數第二,90幾塊。這行嗎?類似四川100塊左右的還有好幾個省。這是講產值,還不等於社員收入。社員收入有的很少,有的還倒欠賬。這種狀況,我們能滿意嗎?”鄧小平的慷慨陳詞,極大地震動了與會代表。他要求全國各地“把農業放在第一位”。隨即,他將語氣緩和下來,把話鋒又轉到農業學大寨上來:“我跟外賓吹過,全國隻要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趕上大寨和昔陽縣,我們的糧食就沒有地方擱了。據說現在全國有300個縣學大寨程度不同地比較好。但是,這300個縣是不是都能像大寨那樣,25年如一日?全國2200個縣才有300個縣,太少了……現在的問題是要求有更多大寨式的縣”。最后,他強調說,學大寨“有個真學、假學、半真半假學的問題”。“希望3000多名代表都要真學,就是300個先進縣的代表,也要採取這種態度。即使趕上了大寨、昔陽的地方,也要繼續認真地學。大寨、昔陽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不滿足自己,我們要用不斷革命的精神來學大寨”。
在這次會上,鄧小平還明確強調“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頓”。他以有力的氣勢明確指出:“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我們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在這裡,鄧小平大講整頓,明確地提出對各方面工作都要進行整頓的方針,其實質就是要系統地糾正“文革”的錯誤。這給期待糾正“左”的錯誤的億萬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
山西人民再次有幸目睹了他剛毅、親切的音容笑貌,聆聽了他的諄諄教誨。無疑,鄧小平在山西所作的講話具有鮮明的針對性,既實事求是,又高瞻遠矚、發人深省。
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雖未親臨山西,卻依然關注著山西的改革發展。比如,他曾對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的開辦給予了極大支持,先后5次親自會見美國西方石油公司總裁哈默博士,促成了我國改革開放之初這項最早最大的利用外資項目,拉開了中國利用外資乃至對外開放的大幕。
(作者單位: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
(山西《前進》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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