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貴欲盛何戚戚

明清之際有位叫王夫之的思想家，在《讀李大崖先生墓志銘書后》中，曾引用白沙《送大崖還嘉魚》詩曰：“富貴何忻忻，貧賤何戚戚。一為利所驅，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識。乃以聖自居，昭昭謹形跡。”讀之，令人不勝感慨。

富貴，人皆所欲。誰也不願意一輩子都在貧困線上掙扎，貧困者誰都想擺脫“家無隔夜糧，睡覺沒有床”的苦日子。正因為如此，社會，才充滿活力﹔歷史，才不斷刷新。

然而，事皆有度，物極必反，什麼事兒一旦過了度，難免不走向它的反面。富貴欲亦然。

富貴欲，說白了，就是想富貴。想富貴，沒有錯，即便是“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關鍵是，有欲，不可盛。盛則衰，極則反，不僅是天之道，而且是人之理。畢竟，欲盛者，腦難清﹔欲極者，行難正。李斯，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人物。

李斯在輔佐秦始皇建天下、立天下的過程中，表現出了過人的智慧，取得了驕人的成績，歷史給予了肯定。當年，司馬遷在寫完《李斯列傳》后說：“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舋，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但李斯由於“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終“被五刑死”。

無疑，李斯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他悲就悲在太看重個人一家、一己之榮華富貴了，以至於視個人一家、一己之榮華富貴為天下唯一，甚至不惜要去做一個“倉鼠”，能在風刮不著、雨淋不著的環境中高枕無憂、肥吃大喝。然而，無論是“倉鼠”，或是“廁鼠”，畢竟是“鼠”，鼠就難免會“鼠目寸光”，難免要“鼠竊狗盜”，難免不“鼠思泣血”。這在李斯一生的“四嘆”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李斯的首嘆，是李斯在上蔡為郡小吏時，看到廁鼠與倉鼠之不同：廁鼠“食不潔”，遇人犬則“驚恐”而逃﹔倉鼠“食積粟”，且“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喟然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這一嘆，嘆出李斯的人生觀與扭曲的富貴觀。

李斯的次嘆，是李斯已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丞相時，看到其長男由從三川守上回咸陽休假，朝中“百官”皆去拜訪，門庭車騎“千數”以計，他喟然而嘆曰：“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這一嘆，嘆出李斯對富貴之極的憂慮。

李斯的再嘆，是李斯心中潛伏的“長有封侯，世世稱孤”的欲望，被趙高所用而聽其安排，詐受始皇囑，立胡亥為太子時的心跡。他自知這一招將會給國家帶來什麼，乃仰天而嘆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這一嘆，嘆出李斯為個人一家、一己之榮華富貴的違道轉身。

李斯的末嘆，是他自感前景不妙，仰天而嘆曰：“嗟乎，悲夫！”“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這一嘆，嘆出李斯的悲劇：自己被腰斬，且被夷三族。

由思富貴，到得富貴，再到富貴極，終為富貴所害，這一切，並不是富貴的錯，而是富貴欲盛的過。它告訴我們：欲，不可縱﹔縱欲，何戚戚。戚就戚在：以己富貴之欲，被人以欲謀之，終而死於之欲。

富貴欲盛何戚戚，使人警醒：人，無論才有多高，功有多大，切不可貪位慕祿，切不可患得患失，切不可貪錢貪色。一句話，切不可偏道失德。偏道，要墜崖﹔失德，要喪身。

富貴欲盛何戚戚，讓人明白：在富貴路上，嗜欲，如同猛火﹔權勢，恰似烈焰。如不降降熱度，澆點冷水，其火焰絕不是在焚人，而是在自焚。畢竟，隻知邪路之速，不慮失道之迷﹔隻知高位之光，不慮高處之寒﹔隻知厚祿之甘，不慮祿厚之責，雖滿腹經綸，亦智如小虫，不足為訓，當以為戒。

富貴欲盛何戚戚，啟人深思：人生在世，該如何看富貴？有詩雲：“人生富貴駒過隙，唯有榮名壽金石。”（顧炎武：《秋風行》）而一個人之榮名的獲得，不僅在有德、有才，有功、有業，而且在知畏、知恥，知進、知退。歷史上，那些真正有榮名傳世的，並非是振翼以絕群之人，也非是騁跡以絕軌之士，更非是朝為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之客，而是識大體、懂大局，明白“太上無己，其次無名”，善於以大事小，長於樂天順理的智者、哲人。

末了，忽然想起李贄的一首詩：“富莫富於常知足，貴莫貴於能脫俗。貧莫貧於無見識，賤莫賤於無骨力。”斯言有理，理潤心田。

（《黨支部書記》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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