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個“基因缺陷”

現行的西方民主制度暴露出來一些深層次的缺陷，這些缺陷也許可以被稱為“基因缺陷”。如果這些基因缺陷遲遲無法得到修補的話，最終歷史可能會証明，今天仍然在國際話語中暫時佔有優勢的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插曲，甚至是曇花一現。為什麼這樣說？如果我們把歷史往前推2500年左右，當時在希臘有一些很小的城邦，實現了某種民主制度——先把婦女和奴隸排除出去，然后在達到一定條件的男性市民中搞一人一票，這種制度后來被斯巴達打敗了。之后的兩千多年中，“民主”這個詞在西方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大致等同於“暴民政治”。近代西方國家在完成現代化之后，開始引入一人一票這樣一種民主制度。以美國為例，真正普選是從1965年才開始的，比較中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兩者時間上的差別不過13年。當然，兩者的背后是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差異。既然兩種新制度形成的時間差距並不長，兩者不妨競爭一下，筆者本人更看好中國的制度模式。

歷史上的西方政治精英，包括美國的國父，在民主問題上都比現在西方的政客要謹慎得多。他們大都傾向於採用“共和”與“法治”來防止“民主”可能帶來的“民粹”。但隨著冷戰的結束，隨著福山宣布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歷史的終結”，我們不僅看到了西方國家在政治體制上的傲慢，也看到了這種傲慢給西方社會帶來的巨大代價。冷戰結束后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以勝利者的姿態，以傳教士的熱情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動西方民主模式，掀起了所謂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一時頗有勢不可擋的氣勢。但20多年過去了，第三次“民主化”的成績單幾乎乏善可陳，倒是堅決拒絕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國，以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和速度迅速崛起。

筆者多次講過這樣一個觀點：一個非西方國家或地區，如果採用了今天的西方政治體制，基本上隻有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如菲律賓、泰國、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如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剛果民主共和國等。問題是這種結局是否也開始降臨到西方國家？隨著歐美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展，這種可能性已不能完全排除了。雖然多數西方國家目前還沒有陷入從希望到絕望的境地，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仍然享有早先積累的財富和國際秩序中的一些特權，如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西方民眾對自己國家現狀也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從希望到失望或持續失望的狀況。根據美國皮尤中心所做的民調，美國民眾在2009年和2012年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分別為30％和29％﹔英國為30％和30％﹔法國為32％和29％﹔意大利為25％和11％。如果西方國家還是拒絕“與時俱進”的改革，西方整體走衰的趨勢估計還會加速，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國家滑入“第三世界”的可能，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似乎正在整體滑向“第三世界”。

西方政治模式深層次的“基因缺陷”是什麼？筆者看主要是今天西方民主制度運作中存在的三個預設：（1）人是理性的﹔（2）權利是絕對的﹔（3）程序是萬能的。所謂“人是理性的”，也就是我們一些學者津津樂道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選擇，投下自己庄嚴的一票。迄今為止的社會經驗和實踐都証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極端非理性的。隨著新媒體的崛起，人非理性的一面甚至更為強化了。不少政客就是充分利用人非理性的一面大打民粹牌，從而獲得更多的選票和利益。

美國學者布萊恩·卡普蘭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專著，書名就是《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何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點出了理性人假設的要害。他指出，正是由於“理性選民”的“偏見”，他們的選票才會被各種利益集團所利用，進而對經濟造成損害。比方說，“理性選民”有喜歡高福利的“偏見”，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結果西方國家一個接一個地陷入了高福利引發的債務危機。他認為民主頻頻失誤的主要原因是選民“理性的胡鬧”：多數美國的投票者對政治問題是無知的，他們固有的觀點也是有問題的，因為自己的無知，就把選舉搞砸了﹔因為自己的“偏見”，自己投出的票也帶有“偏見”，自己國家的政策最終也帶有“偏見”而走上歧途。他認為美國現在要做的是提高民主的“質”，而不是增加民主的“量”，並建議需要“有水准的選民”投票才能解決美國民主制度所面臨的質量問題。當然，在大眾民主幾乎成為宗教的美國，卡普蘭的建議隻能是一種假設，基本沒有操作性可言。

現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把選舉國家領導人的任務，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交給了選民，而集體意義上的選民和個人一樣，都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別是受制於個人的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無法看到自己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選民非理性選擇的主要表現是民粹主義的泛濫。政客隻要有足夠的金錢和作秀的能力，就可以迎合大眾的短視和局部利益。相比之下，“中國模式”中群眾路線的核心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並顧及社會整體和長遠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決策。從過去數十年的經驗來看，中國的決策與西方相比，民粹主義成分總體上比西方少很多。

“絕對權利”的預設帶來的問題也很多，特別是個人權利的過度膨脹和個人責任的嚴重退化。此外，各種絕對權利之間的矛盾無法解決。這麼多的權利都是絕對的，不容妥協的，不能讓度的。這樣一來，權利之間互相排斥，小至家庭大至社會的凝聚力都大幅衰退。今天的美國社會就充斥著各種權利互相打架的嚴重問題：同性戀者的權利與反同性戀者的權利、支持墮胎者的權利與反對墮胎者的權利、信教者的權利與不信教者的權利、隱私權捍衛者與知情權捍衛者的權利都互不相讓，互相沖突。“絕對權利”登峰造極帶來的危機是美國今天最大的社會危機之一。隨著權利的絕對化，傳統的家庭結構已經基本解體，每個人都強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而不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包括對親人、對家人、對家庭的責任和義務。美國已經從“傳統家庭”（一對夫婦加孩子）為主的社會轉變成了今天的所謂“多元家庭”社會，即包括單親、同性婚姻等等“家庭”狀況構成的社會。1970年“傳統家庭”還佔美國家庭總數的40％，但到了2012年，“傳統家庭”的比例已經跌到了19％。1965年，全美隻有7％的孩子由未婚母親生育，但在之后的幾十年裡，這一類情況飆升。如今，41％的母親在孩子出生時屬於未婚或離異狀態，30歲以下的母親中，這個比例甚至高達53％，而單身媽媽家庭中貧困的比例高達40％。

在政治層面，權利絕對化表現為黨派政治“極化”趨勢不斷強化。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兩黨及其支持者都把自己的權利放在整個國家的利益之上，所以美國今天的政治版圖是一張分裂的版圖。2000年“9·11”的時候，美國兩黨曾出現過一次難得的共識，之后，黨派又紛爭不斷，無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識。哈佛學者瑪麗·安·格倫頓在其《權利話語：窮途末路的政治言辭》一書中哀嘆：美國是全世界權利種類最為繁多、權利信仰最為堅定的國家，但“美國式權利話語的生硬與直白、賜予權利時的揮霍無度、言過其實和絕對化、個人主義至上乃至褊狹，以及對個體、公民與集體責任的緘默”等等，導致了“權利的封閉性、權利擁有者的孤立性，以及社會責任感的匱乏”。中國人所秉持的權利與義務平衡，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代表的是一種基於常識的價值觀念，也代表了人類社會應該走向的未來。更進一步說，不僅是權利和義務要平衡，而且不同的權利之間也要保証必要的互惠與合作。唯有這樣，一個社會才能良性運行。

至於“程序是萬能的”這種預設，這首先導致了西方政治制度的日益游戲化：西方民主演變成了以“游戲民主”為核心的程序民主，隻要程序正確，誰上台都無所謂。在這個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上，這種“游戲民主”看來將越來越玩不轉。

牛津學者斯泰恩·林根在其《魔鬼組成的民族》（Nation of Devils）一書中探討了美國政治制度面臨的程序困境，比方說，美國的“立法失控”的問題：各種利益集團的游說，使他們所代表的各種既得利益得到照顧，這導致美國國會通過的法案似乎越來越長。美國稅法的長度，“已經從2001年的140萬個單詞增加到現在的380萬個單詞”。但如果美國想要改變這種現狀，就需要修憲，而修憲就首先要通過一些程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換言之，改革方案由於程序原因而無法得到“民主的批准”，林根隻能感嘆：“你怎麼能指望病人給病人看病呢？”一個法治社會反被自己僵化的法治程序所害，結果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變成了拒絕改革和保護落后的武器，而不是鼓勵改革和推動創新的工具。一旦程序正義被當作正義的最高要求，一旦程序正義被絕對化，后果往往是程序非正義和結果非正義。

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層面，程序困境也同樣存在。經濟學家陳平研究了在美國一項發明變成一個產業所要花費的時間，得出了如下的結論：雖然美國在創新和研發方面目前還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美國研發的新技術，從試驗、投資、游說議會、修改有關的法律規章到生產和營銷，平均周期為10年左右，相比之下，中國一般隻需要20個月左右，也就是大約美國1/5的時間。所以現在不僅是美國的制造業流向了中國，而且美國的研發和試產也越來越多地轉移到了中國，在中國試驗和生產成功后，產品再返銷到美國。

當然，對於中國來說，建設法治社會和程序正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因為中國的法治傳統和程序正義的傳統都相當薄弱，但我們要走一步、看三步，我們的理想目標一定要超越美國模式。美國是一個治理成本異常昂貴和既得利益嚴重固化的國家。法治和程序正義非常重要，但法治和程序正義本身也要與時俱進。如果它們不能與時俱進，那麼一個國家就會越來越缺乏活力。當西方模式橫掃世界沒有競爭對手的時候，這種活力缺乏似乎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當“中國模式”變成另外一種選擇的時候，西方程序萬能的模式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總之，總體上看，在現有西方制度安排下，人非理性的一面似乎被強化了，各種民粹主義思潮得到鼓勵，使得西方社會越來越難於“實事求是”地討論問題。權利絕對化表現為各種權利的相互排斥和對抗。程序萬能使西方民主制度越來越“游戲化”，“唯才是舉”和“深謀遠慮”越來越罕見。在這種情況下，“空談誤國”成為許多國家的常態。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資本力量也利用了民主制度的“基因缺陷”，達到了擴大自己影響力，甚至實現了影響力獨大的目的。這三個“基因缺陷”是西方制度改革遲早要正視的大問題，否則的話，西方社會整體走衰的頹勢將無法逆轉。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