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歲時，她年富力強，走進這個家，幫助一對軍人夫妻帶大了5個兒女。79歲時，她孤苦無依，軍人夫妻執意把她接回家裡精心服侍。如今，她107歲，軍人夫妻相繼過世，但他們的孩子對老人仍然不離不棄。
8月28日晚，記者來到位於遼寧省沈陽市皇姑區嫩江街的沈空干休所，整齊排列的二層小樓，干淨整齊的甬路，爬滿紫藤的葡萄架子，見証著一個軍隊高級干部家庭與一個農村保姆之間綿延半個多世紀的人間真情。
她待孩子如同己出
聽說家裡來了記者，“小五兒”萬春春騎著自行車，從外面風風火火地趕了回來，臉上的汗還沒來得及擦，先快步上樓，看看躺在病床上的“姨娘”。
“姨娘”叫趙湘南，安徽滁州人。1956年，萬春春的哥哥萬百鳴出生了，因為前面還有兩個女孩，同為軍人的父親萬基和母親馮若夫有點吃不消，二人商量著請一個保姆。第二年，中年喪偶、無兒無女的安徽老鄉趙湘南走進了這個家。
49歲的趙湘南第一次走進這個部隊干部的家，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既興奮又忐忑，見到孩子時，一口一個“大小姐”“二小姐”，吃飯時也不敢上桌。
“大姐，咱們都是革命同志，沒有主仆關系，以后叫他們名字就行。”萬基對她說。從此，她成了這個家庭的一員，孩子們親切地稱她“姨娘”。萬基和妻子在家時間比較少，她便悉心呵護著每一個孩子，給孩子們洗衣、做飯，送他們上學，如同己出。
如今已經52歲的萬春春仍然記得，“三年困難時期，買不起餅干，姨娘就用澱粉加糖和成面，用瓶蓋壓成圓形，再用筷子頭壓出十字花圖案，烤成餅干給我們吃。至今想起來，還又香又甜。”
“姨娘，我們不讓您走”
1966年，“文革”開始。“每天都能看到有人沖擊空軍大院。”萬春春說，“雇保姆在當時被認為是剝削階級的東西，姨娘依依不舍地離開了我們家。”
趙湘南走了，母親馮若夫一個人躲在衛生間哭了好長時間。孩子們也六神無主，哭著喊著要姨娘。
趙湘南走后，萬基夫婦時不時就會送些錢物接濟她一下。趙湘南也不時跑到馮若夫單位樓下，姐妹倆說說體己話兒。
時光荏苒，20年過去了，孩子們都陸續長大了，有的出外當了兵，有的畢業當了醫生，有的出了國，趙湘南也步入了古稀之年，孤身一人無人照料。萬基和妻子商量后，對留在身邊的萬春春說：“把你姨娘接回來吧，她對咱家有恩，不能讓她孤零零地過一輩子。”
時隔20年，79歲的趙湘南重回老雇主的家，此時萬基已經是正師級的干部了，但一家人和她的親情依然如昨。
2001年，萬基因病住院，再也沒有回來。臨走前，他把幾個孩子叫到床邊，說：“你姨娘在咱家這麼多年，不容易，你們一定要好好照顧她。”孩子們默默地點頭。
2009年2月18日，比趙湘南小18歲的馮若夫也先她而去。那一天，102歲的趙湘南哭得像個孩子，執拗著要到殯儀館送妹妹。孩子們怕她年齡大承受不住，硬是把她留在家裡。她拄著拐棍到樓下，買來一籃子水果，囑咐孩子們：“這是我給你媽媽買的，替我帶給你媽媽。”
送走了馮若夫，趙湘南坐在一家人住了20多年的屋子裡，盤算自己日后的生活。
“姨娘，您放心，這兒永遠是您的家。”春春的丈夫喬大慶率先發了話。春春也一把拉住她的手，說：“姨娘，我們不讓您走。”老人的淚水再一次涌出。老人知道，春春和大慶也不容易。兩個人原來都是工人，20世紀90年代雙雙下崗。起初，春春賣過菜，后來，哥哥姐姐們湊錢，幫她買了一輛出租車，兩口子一個白班，一個夜班，十分辛苦。
孩子們把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2009年夏，趙湘南得了帶狀疱疹。萬百鳴特意從北京趕回去，親自開車送她到醫院，抱起老人就往樓上跑。趙湘南連說：“孩子，我能走。”萬百鳴說：“姨娘，你怕什麼，我小時候，您就是這樣抱我的。”
有一次，趙湘南鬧肚子，不小心把褲子弄臟了。萬春春搶過來洗，一生要強的趙湘南羞得不得了。萬春春就勸：“姨娘呀，這算什麼，我們小時候，您不也是這樣給我們洗嗎？”
天冷了，遠在雲南的“大女兒”萬美美給她郵來毛毯。聽力不好，遠在澳大利亞的“外孫女”杜琳琳給她買來助聽器。老人愛吃點心薩其馬，萬春春的女兒喬思思就想方設法給她買，各種品牌的薩其馬擺滿了老人房間。
萬春春告訴記者，今年3月，她正在打掃衛生，忽然聽到姨娘的房間傳來“啪”的一聲，跑去一看，姨娘的半邊身子已經發僵發硬。他們急忙往醫院送，但接連去了幾家醫院，都因老人年事太高被拒絕收治，后來，還是在別人的幫助下，住進了醫院。半個月時間，一家三口三班倒，24小時不斷人，花費醫療費1萬多元。出院回家時，老人看著院子裡的一切，喃喃地說：“我還以為這次住院，就回不來了呢。”
記者走進老人的房間，雖然老人重病在身，面容枯槁，一會兒糊涂一會兒清醒，但恍惚中，依然一遍遍地念叨著“小五兒”“大慶”“思思”的名字，惦記著百鳴和四個分別以“美麗青春”命名的女兒。（記者 畢玉才 特約記者 劉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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