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發現與學者之功

商王武丁時期牛胛骨刻文

一個多世紀前，甲骨文的發現石破天驚，改寫了中國歷史，革新了現代學術，也為漢字書法藝術開辟了新的路徑。

中國是一個崇拜文字的國度。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在神話譜系中常與女媧煉石補天、盤古開天辟地比肩並論。相對於遠古傳說而言，甲骨文的發現就像是一個近世神話，在關心這個故事的人之間紙筆相傳。今年是甲骨文發現115周年，山東煙台的王懿榮紀念館新館於8月11日舉行落成儀式並對外開放，再度把作為甲骨文最早發現者的王懿榮引向前台。當前，在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熱潮中，重溫甲骨文的發現之旅，有助於我們再塑對古老漢字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情。

一片甲骨驚世界

1899年秋，還差幾個月新世紀就要來臨了。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甲骨文，在這一刻突然醒來，送給新世紀一個驚喜。

這一天，一位姓范的估客（流動商販舊稱）帶了一些龜甲遠道而來，按照約定找到了時任國子監祭酒王懿榮。

年過半百的王懿榮此時已執掌國家最高教育機構多年，是一位名聞朝野的飽學之士，具有很深的金石學造詣。《清史稿》裡特別提到：“懿榮泛涉書史，嗜金石。”在當時的收藏界，王懿榮享有“得公一言，引為定論”的聲望和影響力。

由於刻在龜甲上的痕跡與鑄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多有相通之處，深通金石文字、有著豐厚知識儲備的王懿榮，很快就認出了龜甲上的刻痕是比金文更加古老的一種文字，因而“見之狂喜”，開始重金收購。

人們后來將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古文字統稱為甲骨文。年代古遠的甲骨文因錯落多姿而又和諧統一，被譽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塊瑰寶和中國書法藝術之先河。郭沫若認為，要達到這樣的技巧，是需要長期的艱苦練習的，故甲骨文中有不少的練字骨，刻寫者用干支文字在上面練習，留下了不少的干支表。

研究表明，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成系統文字，多為殷商王室的佔卜記錄，載有豐富的社會生活信息。它和古埃及的紙草文字、古巴比倫的泥版文字以及古印度文字並稱為世界四大古文字，又與漢晉木簡、敦煌文書、內閣大庫書籍檔案合稱中國近代學術四大發現。甲骨文的發現改寫了世界文明史的記錄，把中國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並由此引起對商都殷墟的發掘，促成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誕生，使得20世紀中國的學術軌跡有了一個嶄新的開始。

甲骨文驚現於世，在20世紀初的學術界引起了一場“地震”。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中強烈質疑甲骨文的真實性，梁啟超則稱甲骨文的發現使“中國考古學被這令人吃驚的革命動搖了”。

甲骨文發現所帶來的效應震驚了世界，華北平原上名不見經傳的小屯村一舉成名。一時間，有些見識的文人墨客言必甲骨，外國人也四處搜求，后致有字甲骨流散到世界上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許多博物館都以藏有中國的甲骨文為榮耀。郭沫若有詩雲：中原文化殷創始，觀此勝於讀古書。一片甲骨驚世界，蕞爾一邑震寰宇。

發現者之爭

對於甲骨文的發現者，早期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多有述及，人們普遍認為王懿榮是最早的發現者。

經常騎著一匹白色老馬在洹河兩岸收購甲骨文的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在《殷虛卜辭》中談到王懿榮時說，“今之所稱甲骨卜辭，彼實發現之第一人也”。王國維也說，甲骨文“初出土后，濰縣估人得其數片，以售之福山王文敏（王懿榮謚號）。文敏秘其事，一時所出，先后皆歸之”。

王懿榮於1899年秋開始收購有字甲骨，但讓人遺憾的是，他未及對這種文字展開深入研究，即於翌年8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投井殉國。

關於甲骨文的發現者，除王懿榮發現說外，也曾有過剃頭匠發現說，或古董商發現說等等，但一直未成主流聲音，因為學界並不普遍認同這種非文字或學術意義的“發現”。

20世紀80年代以來，天津一些報刊發表文章提出王襄發現說，依據主要來自王襄自述。曾在天津工作過的學者李先登亦在《光明日報》發文支持此說，並指社會上流傳的王懿榮在中藥“龍骨”上發現甲骨文一說有漏洞。王襄也是早期的甲骨文收藏和研究者，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天津文史館館長，后將所藏甲骨捐獻給了國家。

發現之路上的接力

在發現之路上，缺少了哪一步，都有可能改變歷史的軌跡和方向，進而影響最終的結果。甲骨文的發現為20世紀的中國學術帶來一種意想不到的蓬勃生機，反過來，學者們鍥而不舍的腳步又不斷豐富著這一發現，並賦予這一發現以越來越重要的意義。

發現甲骨文所屬時代

《老殘游記》的作者劉鶚被認為是第一個確認甲骨文為商代文字並說出根據的人。王懿榮殉難后，王家為了還債，把他所收藏的大部分甲骨轉讓給了他的好友劉鶚。1903年，劉鶚從所藏甲骨中精選1058片，石印出版了中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雲藏龜》，使甲骨文第一次從私家收藏變成了可供學者研究的公開資料，胡適稱贊這本書為研究甲骨文的“開路先鋒”。在《鐵雲藏龜》中，劉鶚第一次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筆文字”的論斷。他認為“鐘鼎之有象形者，世皆定為商器”，甲骨中象形之字很多，而且其中的“祖乙”“祖辛”“母庚”等字樣“以天干為名，實為殷物之確據也”。甲骨文所屬時代的發現使得甲骨文一躍而成為當時所知的中國最早的文字體系，這樣的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發現甲骨文出土地點

羅振玉第一次看到甲骨文，是在劉鶚家裡。他在震驚之下，深切感受到了歷史賦予的重任：今幸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秘，且適當我之生，則所以謀流傳而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

當時，古董商為了壟斷甲骨，謊稱甲骨出土於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羅振玉經多方打聽，終於在1908年從古董商口中探知甲骨實為安陽小屯所出。1915年春，他親赴安陽，成為來到小屯村實地考察的第一位中國學者。郭沫若高度評價羅振玉的作為：“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說是從來的考古家所未有。”安陽行之后，羅振玉確定小屯村就是《史記·項羽本紀》中提到的“洹水南殷墟上”之“殷墟”，這直接導致了后來殷墟的發掘。

在研究之余，羅振玉還集甲骨文單字用毛筆寫成楹聯，成為將甲骨文引入現代書法藝術領域的第一人。

發現甲骨文可以驗証《史記·殷本紀》

王國維被認為是最早對甲骨進行綴合的人。容易脆裂的甲骨出土時很多都碎成了小片，王國維從幾千個小片甲骨中找出屬於同一版塊的黏合在一起，形成能夠讀通的大段文字。這大大提高了甲骨文辨識和研究的成效。

20世紀20年代前后，疑古之風盛行。值此關鍵時期，王國維利用新發現的甲骨文考証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及前后順序，印証了《史記·殷本紀》的可靠性，創造了以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獻對照驗証的二重証據法，把中國信史提早了1000多年。郭沫若評論道：“我們要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業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樣評價是不算過分的。”

發現殷墟巨藏

甲骨文的發現撬動了殷墟上覆蓋了3000多年的泥土，引發了自1928年開始的歷時80多年的殷墟科學發掘，古老的殷商王朝埋藏在歷史深處的隱秘世界逐步顯現在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在殷墟的發現主要包括宮殿宗廟建筑群遺址50多座、王陵大墓10余座、貴族平民墓葬數千座、祭祀坑數千座、手工業作坊多處，以及大批的甲骨文、青銅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為人們展現了一個立體的中國奴隸社會形象。殷墟也由此成為中國考古學家的搖籃。2006年，殷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科學機構組織的發掘不同於民間的零敲碎打，陸續出土的整版大龜和基本完整的牛肩胛骨，使甲骨文書法的布局之美、結構之美、章法之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整呈現，成為研究甲骨文書法特征的重要資料。

龜雖壽三千歲 永不朽在文字

1937年出版的《甲骨年表》中記載了甲骨早期被當作藥材買賣的情況：“售法有零有整，零售粉骨為細面，名曰‘刀尖藥’，可以醫治創傷，每年趕‘春會’出售。整批則售於藥材店，每斤價制錢六文。有字者，多被刮去。”

因為碰到了王懿榮，甲骨從不值錢的“藥材”一變而為珍貴的研究資料，避免了人為的繼續毀滅。一個多世紀以來，殷墟出土甲骨約達15萬片，為世界文明史留下了寶貴的篇章。

甲骨文的“搶救性”發現，讓人們再一次認識到了知識的力量和知識分子的價值。面對甲骨上的刻寫，有人認為那是多余的劃痕，有人則認出了那是一種文字。“龜雖壽三千歲，永不朽在文字”，羅振玉的墨書意味深長。

甲骨文出土后，一代又一代知識人承前啟后，不吝相傳，以發現之功、推廣之功、考釋之功和提升之功成就了“一片甲骨驚世界”的中國傳奇。讓人遺憾的是，一個世紀之后，曾經顯赫一時的甲骨學，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特殊學科建設計劃”中予以特殊扶持的“絕學”，正面臨著人才隊伍減弱、后備力量不足的現實困境。從“顯學”到“絕學”，其間的滄桑變化令人唏噓。

水有源，木有本。甲骨文是中國文字的源頭活水和生長之根，從文化的角度看，無論是宏觀的文化發展，還是微觀的書法藝術，要返本開新，都不能不將目光投向甲骨文。甲骨文的歷史很長，已有3000多年之久，但甲骨文被發現、被認識的歷史隻有短短的100多年，繼續發現和認識的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100多年來，經過幾代甲骨學學者薪盡火傳、寢饋或廢的努力之后，在迄今已發現的4500多個甲骨文單字中，仍然有3000左右的單字未獲釋讀。有學者把一個甲骨文單字的破譯比喻為一顆超新星的發現，可見其難度之大。甲骨學前輩學者羅振玉當年曾將不識之字編成《殷虛書契待問編》公諸於世，他滿懷希望地說：“今日所不知者，異日或知之。在我所不知者，他人或知之。”深切矚望於未來新的學術力量。今天，在提筆忘字已經成為一種危機的情勢之下，我們重溫一個世紀前甲骨文的發現之旅，或許可以從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術先賢的腳步中獲得啟示，更好地履行知識分子繼往聖、開來學的歷史使命，讓中華傳統文化這棵老樹不斷綻放出學術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