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鄧小平根據80年代以后國際戰略格局的變化，得出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的戰略結論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對戰爭與和平問題曾作過科學分析。他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存在，但隻要和平力量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制止的。
但是60年代后，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一是蘇聯在中蘇、中蒙邊界大量增兵，我國北部邊疆受到威脅﹔二是中印邊界戰爭后，印度當局不甘心失敗，繼續堅持與我為敵，使我國西部、西南部邊疆依然處於侵略戰爭的威脅之中﹔三是美國對越南侵略戰爭升級，從南線對我國構成到巨大壓力﹔四是台灣國民黨當局對大陸加緊武裝襲擾活動，叫囂“反攻大陸”。一時間，東西南北都有威脅。隨著這種情況的出現，毛澤東和我們黨一般不再說大戰可以避免之類的話。到了60年代中期，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戰爭危險的估計由“兩種可能性”轉到了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甚至認為已“迫在眉睫”。特別是到了1969年，黨的“九大”政治報告提出：“我們作好充分准備，准備他們大打、准備他們早打、准備他們打核戰爭”。把戰略指導的著眼點放在時刻准備打大仗上，使國家和軍隊長期處於臨戰狀態。
進入80年代，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的求實精神，分析國際戰略形勢，考察世界戰略格局，依據不斷變化的新情況，對世界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1984年l0月，鄧小平在與聯邦德國總理科爾談話時指出：“我們曾經談到戰爭危險，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點變化。我們感到戰爭危險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因素在增長” 。同年11月，他在軍委座談會上指出：講戰爭危險，從毛主席那個時候講起，講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幫”后我們又講了好久。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作出新的判斷。這個判斷，對我們非常重要。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麼能夠安心搞建設?也不可能確定我們建軍正確原則和方向。1985年6月．他在軍委擴大會上進一步明確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現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7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再次強調：對於總的國際局勢，我的看法是，爭取比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鄧小平得出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的戰略結論，是有其客觀根據的。其主要依據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超級大國擁有足以毀滅對手的核力量的相互威懾狀況，對他們發動世界大戰是一種制約﹔世界和平力量團結一致的努力，打亂了霸權主義者發動戰爭的戰略部署﹔國際間競爭的重點轉向以發展科技為主的綜合國力的較量，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不斷發展也成為制約戰爭的重要因素。鄧小平特別強調發展問題是個核心問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要靠發展來維護和平。他多次指出：我們現在的觀點是戰爭應該避免，也可以避免。問題在於和平力量、一切不願意戰爭的力量要發展起來、團結起來。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發展起來，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起來，可以避免世界大戰。中國的發展是和平力量的發展，是制約戰爭力量的發展﹔中國發展得越強大，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
鄧小平關於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的戰略結論，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基本含義：一方面“大戰”一時打不起來。隨著和平力量的不斷增長，世界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可以爭取到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另一方面，霸權主義是當代戰爭的根源，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小的戰爭”不可避免。要緊緊把握這樣兩個方面，忽視或丟掉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會犯歷史性的錯誤。
鄧小平關於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的戰略結論，是對當代國際戰爭力量與和平力量的實際狀況和運動規律的深刻揭示，反映了時代發展的新趨勢和特點。正是依據這一戰略結論，鄧小平領導我們黨和國家果斷地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轉移﹔正是依據這一戰略結論，鄧小平作出裁軍百萬，領導我軍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從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現代化革命軍隊建設軌道上來﹔也正是依據這一戰略結論，我國才把時刻准備舉國迎敵的全面反侵略戰爭的軍事戰略，轉到適應國際形勢變化和新時期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需要，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局部戰爭和武裝沖突的軍事戰略方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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