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被貶昌化軍的剛直諫臣———鐵骨錚錚任伯雨

任伯雨像

雷州十賢祠

“十賢祠”中的任伯雨像

剛直的諫臣因為青史留名而永遠被人們記起，宋代曾經被流放至海南昌化軍的任伯雨就是這樣一位諫臣。不畏權臣的大膽奏疏，任伯雨不知道上了多少條，徽宗初政為重振朝綱，特地向朝廷上下征集直言善語，擔任左正言的任伯雨首先把矛頭直指權臣章惇，並為此連上八道奏折，還聯合其他諫官疏奏蔡京兄弟罪惡，為朝廷后來清除蔡京兄弟勢力提供了最早的輿論環境。蔡京專權后，任伯雨被削籍編管通州（今江蘇南通）。在崇寧二年（1103年）他又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13人以“元祐黨人”而南遷，其中對任伯雨迫害最慘，隻有他被貶到雷州，並被削籍安置至更為偏遠的昌化軍。

“撫民如傷”的雍丘縣令

任伯雨（1047-1119），字德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他身出名門，父親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聲聞鄉裡，與蘇洵齊名，后官至光祿寺丞，資政殿大學士。叔叔任伋字師中，也有知名度，曾經通判黃州，后知瀘州。兄弟二人被當時人稱為“大任”和“小任”。任孜、任伋兄弟兩個與蘇軾父子為至交。蘇軾寫了多篇詩文贊頌和懷念任氏兄弟，如《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裡。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黃州小郡隔溪谷，茅屋數家依竹葦。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泉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颍川大姓誰能箠。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鷂矜爪觜。”對任氏兄弟才干極力稱贊，同時對其懷才不遇的境遇予以同情與憤慨。

在任伯雨的父親任孜去世之后，蘇軾寫了《京師哭任遵聖》一詩表達悲傷之情：“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豈惟催老大，漸復成凋喪。……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他深情回憶了任孜的道德人品：“老任況奇逸，先子推輩行。文章小得譽，詩語尤清壯。……自喜作劇縣，偏工破豪黨。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奸將。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在詩末，蘇軾將任孜和自己的關系比作“竹林七賢”中的嵇康與王戎“惟有王浚沖，心知中散狀”，以知音自許。

任伯雨出生在這種家學環境中，接受了父輩的人格熏陶和嚴格教導。作為任孜惟一的兒子，任伯雨從小就與眾不同，鑽研古代經典，文章雄健有力。神宗元豐五年(1082)進士，調施州清江（今湖北恩施）主簿，以“裡名勝母，曾子不入”為由拒辭不受，后知雍丘縣（今河南杞縣），“御吏如束濕，撫民如傷”，即管理下級如同捆扎濕物一樣急切嚴厲，安撫百姓如同對待自己的傷口一樣周到細心，正因如此，他才做出了眾人認可的政績。雍丘縣背枕汴河，水道貨運船隻絡繹不絕，這使得雍丘盜賊成風，百姓多苦於此，但是官差卻從未曾抓住盜賊，老百姓不知道原因何在。任伯雨在調研的基礎上，下令運送貨物的過往船隻一律不能在雍丘境內過夜。剛開始，船家貨主拒不聽從指令，伯雨就下令說，凡是東下的船隻，就用斧頭砍斷其纜繩，而北上京城的船隻，則由本地船隻護送出境。這樣，雍丘再無盜賊，夜不閉戶，百姓安家樂業。

擔任雍丘縣令的任伯雨敢做敢為的行事風格，為他日后擔任朝廷諫臣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有人向朝廷上奏任伯雨的政績，他因此被征召入朝為官，先是擔任大宗正丞，剛剛到任又被擢升為“左正言”。

鐵骨錚錚“左正言”

左正言在宋朝系門下省屬官，雖然官階不高，但是“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違失，皆得諫正”，是朝廷監察制度中的重要一環，因此地位重要。徽宗初政，為重振朝綱、收拾民心，特地向朝廷上下征集直言善語，擔任左正言的任伯雨首先把矛頭直指權臣章惇，並為此連上八道奏折，其中一個大意如此：“章惇長久竊取朝廷大權，欺騙朝廷，流毒百官，趁先帝（哲宗）變故的倉促之機，就表現出篡位之意，看不起皇上，不再有做臣子的恭敬。假使他的用心得以實現，將在什麼地方安置皇上與皇太后？因此，如果寬恕而不殺他，那天下的大義就無法闡明，大法就無法確立了。我還聽北方的使者說，去年遼主正進食，聽到我朝罷免了章惇，放下筷子起身，接連稱好，說宋朝錯用了這個人。北方的使者又問，為什麼對他隻像這樣放逐貶謫呢？從這件事看來，對章惇不只是如孟子所說‘國人都說該殺’，雖然是蠻貊之邦，也無不以為該殺的。”最終，章惇被貶為雷州司戶參軍。

建中靖國元年（1101），主政者主張調和新舊黨之爭，是為“建中調和”。對於這一舉措，任伯雨說：“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建中調和”無疾而終，可見任伯雨的先見之明。

關於朝廷在西北邊境用武將作地方官的做法，任伯雨也有自己的獨特見解，認為朝廷甚至應該放棄這些地方之爭，還地方以安寧。他還上書給朝廷，認為應當將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留在朝內，而對於蔡京這樣的權臣，則應當彰顯其罪惡。他聯合諫官陳瓘和御史龔夬等疏奏蔡京兄弟罪惡，並且說：“卞之惡有過於惇。”為此指陳蔡卞六大罪狀，引起強烈反響，為朝廷后來清除蔡京兄弟勢力提供了最早的輿論環境。章惇、蔡氏兄弟當時都是地位尊貴的權臣，作為諫官的任伯雨膽識可見一斑。

像這樣不畏權臣的大膽奏疏，任伯雨不知道上了多少條。“伯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宋史·任伯雨傳》）宰相曾布希望任伯雨少說話，但是他不但不聽，而且打算彈劾曾布，因此被降為度支員外郎，不久又被外放為虢州（今河南靈寶）知州。崇寧初，蔡京專權后實行大規模的黨禁，任伯雨被削籍編管通州（今江蘇南通）。但是那些權臣始終不願意放過他，在崇寧二年（1103年）正月乙酉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13人以“元祐黨人”而南遷，其中對任伯雨迫害最慘，因為隻有他被貶到雷州，並被削籍安置至更為偏遠的昌化軍。

任伯雨不光是以大膽直言的諫臣知名，同時他還是一個自學成才的治河專家。黃河之患是歷代統治者的難題。建中靖國元年（1101），任伯雨在批評了北宋治河方針后提出：“蓋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不能變也。或北而東，或東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為今之計，正宜因其所向，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澱塘泊，亦隻宜因塘泊之岸，增設堤防，乃為長策。”（《宋史·河渠志》）任伯雨提出的“寬立堤防，約攔水勢”的治水主張為后世重視，在治河方面產生一定影響。

削籍安置昌化軍

任伯雨被削籍安置到偏遠的海南昌化軍（今海南儋州），時年56歲。他的長子象先本來在秦州（今甘肅天水）任戶曹，得知父親被流放的消息，便棄官隨父親流瓊奉養，成就了至孝的美名。重新掌權的蔡卞等人還不甘心，進一步迫害任伯雨，他們用匿名書的方式陷害他的二兒子申先，將其逮捕入獄，而任伯雨的妻子也在這個時候憂懼交加而去世。這些消息一同傳遞給了遠在海南昌化軍的任伯雨，伯雨很平靜地說：“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於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然，天豈殺無辜耶！”話裡充滿了激憤之情，但是對善惡有報卻有著堅定的信心。

蔡京專權之后，大力打擊“元祐黨人”，還開出了309人的名單，目為“奸黨”，並刻“奸黨碑”傳布天下，任伯雨就在名單之中。經歷了人世的滄桑，任伯雨已經將生死看得很透徹。正因為有這樣的心態，他才能在昌化軍平安地度過三年。崇寧四年（1105年）九月，任伯雨從昌化軍被移至道州（今湖南道縣）。

宣和初年（1119），任伯雨離開人世，享年73歲。在紹興初年，高宗詔贈任伯雨為直龍圖閣，又加諫議大夫，並且根據他的奏疏將章惇、蔡卞、邢恕、黃履等人的罪惡大白於天下而進行了追貶，真正體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千年古訓。淳熙中，又被孝宗賜謚忠敏。

宋朝自乾興至紹興150余年間，有寇准、蘇軾、蘇轍、秦觀、王岩叟、任伯雨、李綱、趙鼎、李光、胡銓等名相賢臣先后被貶謫雷州或貶瓊過雷。他們深受雷州人民愛戴，被尊為“十賢”。咸淳十年（1274），知雷州軍事虞應龍本著“敬賢如師”、“疾惡如仇”的目的創建“十賢祠”，並由文天祥作《雷州十賢堂記》以志其事。在《宋史·任伯雨傳》中，有這樣一段評價：“抗跡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可見史家對其人格的極力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