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鄉國之情與人格魅力

　　郭建勛

　　主講人：郭建勛 時間：二 一四年五月 地點：湖南紅網

　　我今天的演講主要談三個問題。

　　歷史上究竟有沒有屈原其人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向來“風”、“騷”並稱，“風”指《詩經》，“騷”指“楚辭”，兩者都是中國文學的典范，影響后世極為深遠。屈原是“楚辭”的代表，也是中國古代第一位真正的詩人，而更為重要的是，他為追求真理和自我完善，不願與世俗社會妥協，寧願自沉汨羅，以保其峻潔品格的超凡行為，令人無限景仰。兩千多年來，無論是作為詩人的屈原，還是作為一個人格類型的屈原，得到了歷代人們的崇敬，甚至進入了我國的民俗，形成一年一度的端午龍舟競渡，其地位崇高不言而喻。1953年，世界和平組織將屈原選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更加提高了他的地位，屈原已經成為湖湘文化乃至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不可替代的杰出代表。

　　那麼，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屈原這個人呢？這個問題的提出，或許會令人感到非常驚訝：這還是一個問題嗎？然而這確實是一個問題，而且圍繞這個問題，在學術界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早在“五四”以前，四川學者廖季平在《楚辭新解》與《楚辭講義》中，就開始懷疑《史記·屈原列傳》中關於屈原的記載，認為屈原“25篇”，都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詩》，后來因為漢朝人厭惡暴秦，而將其歸在所謂“屈原”的名下。

　　1922年，胡適在《努力周報》上發表《讀楚辭》一文，文中說：“屈原是誰？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問過的。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並且說：“《史記》本來不很可靠，而《屈原賈生列傳》尤其不可靠。”認為“屈原是一種復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據需要而塑造出的“傳說”式的人物，這就像西方的古希臘名著《荷馬史詩》，本來是民間流傳已久的神話故事和英雄傳說，屬於早期口頭的集體創作，后人卻將這些作品的著作權歸於虛構的盲詩人“荷馬”一樣，這是世界上很多民族處理這類作品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說，他認為屈原與荷馬一樣，都是虛構的、“箭垛式”的人物，絕不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而著名學者梁啟超、謝無量、陸侃如等人，則對廖季平、胡適的觀點進行了反駁。

　　到20世紀30年代，又有許篤仁發表《楚辭識疑》，認為《離騷》為劉安作，《懷沙》《九歌》《天問》等，都是漢代人的作品。1938年由吳越史地研究會出版的何天行《楚辭新考》（1948年以《楚辭作於漢代考》書名再版），約有十余萬字，以一部專著的形式，更詳細、更系統、更全面地否認《史記·屈原列傳》，並進而否定屈原的存在，可以說是否定屈原其人的集大成之作。

　　這一公案在1949年以后又引起了兩次更大的爭訟。

　　首先是1951年，復旦大學朱東潤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楚辭探故”系列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離騷以外的“屈騷”》。在這些論文中，他認為《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傳統的屈原25篇及《招魂》等，都不是屈原的作品，並懷疑屈原是否真有其人。緊接著，有郭沫若、宋雲彬、沈知方，以及前蘇聯著名學者費德林等人撰文與之爭論。

　　第二次則是從日本引起的。早在1965年，就有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岡村繁博士，說《離騷》等作品，是屈原死后人們對他的追敘，是多人的集體創作。此后，廣島大學的鈴木修次等人，也認為《離騷》《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本人也只是一個傳說。日本學者的懷疑以及懷疑的依據，都是胡適、何天行等人觀點的老調重彈，並沒有什麼新意。

　　那麼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人懷疑屈原的真實性呢？關鍵的問題在於：在目前可見到的先秦所有文獻中，確實沒有關於屈原的任何記載。人們通常認為，屈原“三閭大夫”的政治地位，“入則與王圖議大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政治影響，創作千古杰作《離騷》的文學影響，還有自沉身死的悲劇命運，以這樣的身份，竟然在史籍中完全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這確實是不正常的。我認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能主要有兩個：其一是因為屈原在他的作品《離騷》《九章》中，多次對楚王的行為進行直接而嚴厲的批評，這種“暴顯君過”（班固語）的行為，不容於楚國當時的統治者，所以楚國的典籍故意不記載﹔其二是有關文獻遭秦火散佚了，故而不傳。大家想一想，戰國以來，天下“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秦、楚兩國在政治上的矛盾激烈而不可化解，楚懷王被騙入秦，又客死於秦，更加劇了兩國之間的積怨。這種對立甚至到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仍然沒有消除，“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句當時流傳很廣的口號，便生動地反映了楚人對秦朝的憤懣。而屈原是堅決主張抗秦的人物，又是敵國文化的代表，那麼秦始皇作為文化滅絕主義的堅定推行者，將與屈原有關的文獻銷毀，順理成章，並不是一件令人難以理解的事。

　　不管怎樣，要否定屈原的存在，首先要推翻《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真實性，胡適、何天行等學者就是這麼做的，不過因為他們的論証缺乏說服力，所以並不能達到“否定屈原其人”的目的。在這裡，我們不妨就此問題略加論述。

　　首先，漢初的賈誼就寫過《吊屈原賦》，篇中寫道：“仄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賈誼離屈原的時代不過一百多年，他本人又是處於漢王朝中心的政治文化名人，因此可以說，這對於証明屈原其人與《離騷》的真實性，是很有說服力的。

　　其次，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桓寬的《鹽鐵論》卷二：“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卷五：“屈原放逐於楚國。”“屈原行吟澤畔。”多次提到屈原，以及他遭人詆毀、流放澤畔的經歷。劉向的《新序·節士》中，也有一段相當詳細的、關於屈原事跡的記載和傳說。這些產生於西漢、時間在司馬遷前后的文獻，完全可以構成一個証據鏈，作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佐証材料，從而說明這篇文獻的真實可靠。因此，在沒有充分可靠的証據來証明屈原其人確實不存在的情況下，人們沒有理由去主觀地懷疑屈原的存在。

　　因此，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屈原是一個真實的歷史人物，是我國古代第一位偉大的詩人。

　　屈原的“鄉國之情”與愛國主義精神

　　在人們的心目中，屈原這個名字總是與愛國主義精神聯系在一起的。可是到20世紀80年代，楚辭學者曹大中卻接連發表了《屈原——愛國詩人之我見》、《再談“屈原——愛國詩人之我見”》、《三談“屈原——愛國詩人之我見”》等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觀點是：第一，“在先秦時代，在當時人們的思想意識中，並不存在中國與外國的對立與區別，因此也就不存在“熱愛祖國”的觀念﹔第二，先秦文獻中，“雖然很多著作都論述過‘忠君’，卻沒有一家論述過愛國”﹔第三，“在先秦時代，普通百姓對某一國所採取的或去、或就、或留的態度，並不是他愛國與否的標志”﹔等等。他的這一觀點在當時引發了一場大爭論。

　　其實曹教授的說法並非完全沒有道理，這是因為：先秦時期的“中國”，也就是“天下”，就是“四海”，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使武王伐紂、秦滅六國，諸侯與諸侯之間的戰爭，當時戰爭的各方，也並不認為那是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戰爭，而只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斗爭，是在爭奪這個大家所共有的“天下”。因此，從楚國到宋國去，到其他任何一個諸侯國去，無須關文，更無須簽証，完全可以自由來往。楚國人到晉國去做官，也不會被他人或輿論認為是不愛自己的祖國。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時期的伍子胥，他身為楚國人，為報家仇逃奔吳國，並領兵殺回自己的祖國，毀掉楚國的宗廟，挖開楚平王的墳墓，鞭打楚平王的尸體。可這樣的行為，在當時也並沒有被認為是“賣國”或“不愛國”。

　　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屈原精神中也確實存在著愛國主義的胚胎，那便是特別濃烈而執著的故國鄉土之情。我們知道，周成王時，“封熊繹於楚蠻”（《史記·楚世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經過數百年的苦心經營與努力，到春秋戰國才成為當時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由於楚國地處邊遠，又相對封閉，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相對獨立的文化傳統，那就是現在學術界非常重視的“楚文化”。

　　由於楚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和發展歷史，深戀故土已成為楚人的傳統性格，再加上屈原偏執重情的詩人氣質、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對鄉國的愛戀顯得更為突出。所以他在作品中反復表達這種感情：“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桔頌》）‘“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離騷》中，抒情主人公，也就是詩人自己，在經歷了反復多次的猶豫彷徨之后，下定決心離開楚國，去尋找與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可是當他從天上看到故鄉，所有的決心便頃刻瓦解：“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大意是說：透過太陽的光明，我看到我的故鄉，仆人悲傷馬也留戀，彎著身子回頭凝望，不願走向他鄉。正是這種特別突出的“戀鄉”情結，逐漸成就了屈原的愛國精神。

　　兩漢時期，人們對屈原人格的認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遷謫之客、狂狷之士這三個層面上。雖也有司馬遷等人提到過屈原“睠顧楚國”的感情，但對於他熱戀故國鄉土的精神層面，始終沒有過多關注。此后經魏晉南北朝隋唐，對屈原的評價，大抵遵循漢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變化和發展。

　　最早將屈原的“忠君”與“愛國”聯系起來的是洪興祖。洪興祖所處的北宋、南宋之交的時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檜而遭貶職。國家危亡、個人怨憤交織於心，於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懷，他在《楚辭補注·離騷后敘》中，將屈原自沉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為“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一為“去則國而從亡”，不忍離去。前為忠君，后為愛國，故“屈原雖死，猶不死也”。他還反復強調：“屈原之憂，憂國也。”“長太息而掩涕，思故國也。”盡管洪興祖還沒有明確地標明屈原的“愛國”精神，但他對屈原的“戀鄉”情結予以突出和擴張，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將其提升到戀“國”的高度來認識，並賦予屈子“自沉”以濃重的殉宗國色彩，從“鄉”到“國”，屈原人格中的愛國層面初具雛形。

　　南宋時期，鑒於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勢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的政治倫理需要，朱熹的《楚辭集注》在洪興祖的基礎上，對屈原的愛國情操給予了進一步的提煉和強化，大力表彰其“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歌頌其“忠君愛國之誠心”。朱熹在對待北方失地的問題上，是一個非常堅定的主戰派。他從現實的政治目的出發，以這種借古諷今的手法，力圖為抗金救亡樹立一面“忠君愛國”的精神旗幟，同時，也是想把它作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槍矛。

　　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盡管在屈原所處的戰國時期，並沒有形成獨立而完整的愛國意識，但屈原特別突出的故土觀念，客觀上已經孕育著愛國主義的胚胎，而在此后對屈原人格的解讀與認知過程中，歷史給予了屈原故土觀念以新的意義和新的內涵。

　　從“戀鄉”到“愛國”，從“宗族之國”到“民族之國”，長達一千多年的、漫長的屈原接受史，終於完成了對接受對象的一個重要精神層面的提升與完善。從此以后，以愛國精神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並在外患迭起的中國歷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傳和張揚，漸次融入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例如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辭通釋·哀郢》中，說屈原“為楚之社稷人民哀”，是“忠臣之極也”。王夫之在清兵入關后，曾在衡山組織義軍奮起反抗，晚年隱居衡陽石鼓山，多次拒絕清王朝的饋贈與招聘。他的這種高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情操，無疑深受屈原精神的影響。又例如抗日戰爭時期，郭沫若所創作的歷史劇《屈原》，強調屈原堅持齊楚聯盟，團結抗秦，反對與強秦妥協的精神，實際上是在呼吁全國人民堅持抗戰，反對妥協投降，具有非常突出的現實意義。事實上，這個歷史劇在激勵全國人民的抗戰熱情方面，也確實產生了很好的作用。

　　總之，我們完全有理由大張旗鼓地宣傳屈原的愛國精神，不過作為宣傳者和教育者，首先應該知道屈原的愛國精神是怎麼形成的，這樣才有說服力，才能產生更好的效果。

　　屈原的人格魅力體現在哪裡

　　屈原自沉汨羅，以一種極端的方式結束了他坎坷而憂憤的一生。然而，肉體的毀滅卻正是輝煌精神和偉大人格誕生的標志，詩人以死的悲劇啟迪著后人去思索生的價值和意義。那麼，作為一個被漫長的歷史所充分肯定而又很少有人可以企及的人格類型，其核心的層面是什麼呢？屈原人格的特質，也就是區別於其他人的那個東西是什麼呢？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有多種多樣的回答，而主要集中在愛國精神、對國家人民的責任感、憂患意識等方面。但我認為，屈原人格最本質的東西不是愛國精神，因為那是一種幾乎所有人都具有的普遍的情感傾向，我相信，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成員，絕大多數都會熱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同時也不應該是人們所說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因為這兩者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主流的價值觀念，在儒家思想熏染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大部分人都把對天下蒼生的責任當成自己的應有本分，而“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古訓，也會伴隨著啟蒙開始的教育，融入人的血液中。因此，這兩者也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認為，屈原人格的核心層面，不是愛國精神、責任感或憂患意識，而是一種超出世俗與常人的獨立意識。

　　要說屈子的獨立意識，首先不可避免要談談他的“獨醒”與“獨憂”，因為此二者與他的“獨立”精神實在是密切相關。

　　《楚辭·漁父》記載，屈原被流放之后，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在江潭邊沉吟、徘徊，一位打魚的老人問他何以至此，他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獨醒”，實際上是一種超出常人的意識和洞察力，一種把握時代脈搏和預測未來的超前意識。可以說，它是屈原實現完美人格的前提，也是他走向自沉悲劇的起點。屈原融楚國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為一體，集熱烈情感與理性哲思於一身，他的才能、識見，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同時代的楚國人。這種超凡的個人素質，使他能夠明察天下大勢，預見楚國的前途和個人的命運。假如屈原置身於與其相適應的外部環境，也許他的才能可以通過安邦定國的常規方式得到發揮，從而實現他夢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但楚國內部的政治環境非常黑暗，楚王昏庸，奸臣當權，外面又面臨著強秦步步緊逼所帶來的壓力。內憂外患擠壓著他，苦悶焦灼糾纏著他，使他承載著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憂慮和心理重荷。

　　事實上，無論在哪個時代，獨醒者永遠是痛苦的、憂傷的，他們注定要與世俗社會產生劇烈的沖突和矛盾。無知者無畏，糊涂者無憂。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隻要喝了兩口酒，吃了兩顆茴香豆，就唱著“手執鋼鞭將你打”，回到土谷祠倒頭就睡，絕對不會失眠。所以中國有“難得糊涂”的古訓，意思就是不要自尋煩惱。屈原是非常清醒的，同時又是非常認真的，他做不到刻意的“糊涂”，所以他的憂患非常深廣，這裡面既有年華老去、事業難成的嘆息，有對楚國危亡的擔憂，也有對生存價值和人生意義的憂思，這種憂患意識，使屈原的獨立精神具備了更為強烈的悲劇性。

　　屈原在《橘頌》中寫道：“后皇佳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這裡的“橘”，正是屈原的自我寫照，“蘇世獨立，橫而不流”的精神，正是屈原人格的核心內容。在《漁父》中，漁父勸屈原說：“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大意是說，聰明人不要太拘泥，應該通達，隨機應變，舉世皆濁我亦濁，眾人皆醉我同醉。

　　在《離騷》中，與“漁父”持有同樣看法的則是“女媭”。女媭，有人說她是屈原的姐姐，有人說她是屈原的侍妾，不管怎樣，她都是屈原很親近的人。她苦口婆心地勸說屈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眾不可戶說兮，孰雲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大意是說：你為什麼那麼愛說真話，注重修養，追求純潔美好的操守？社會上到處是隨波逐流的俗人，你為什麼不也這樣做呢？世俗人們不可能挨門逐戶去解說，誰會真正懂得你的內心？所有的人都在互相吹捧，結黨營私，你為什麼不聽從我的勸告呢？在這裡，女媭連用四個反問句，以一種非常嚴厲的語氣，質問屈原為什麼要那麼執著地堅持個人的操守，而不混同世俗，隨波逐流。

　　無論“漁父”還是“女媭”，他們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達權變，調整自己的處世態度，與世俗社會和諧相處，以求自身的平安。但屈原的回答是，我決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為保持純潔的節操，“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寧願投身汨羅，失去生命，也決不向世俗屈服。這就是屈原的獨立人格！

　　屈原的獨立人格，主要指他為保持人性的尊嚴，而決不與世俗妥協同流的高峻和超拔。屈原的特立獨行，與世俗環境是根本對立，無法相容相安的。好嫉妒的同僚攻擊他，培養的學生背棄他，就連關心他的親人也不理解他、指責他。因此他將批判的槍矛對准了整個世俗社會。在他看來，除了重華、彭咸等幾位古人可引為同道，比干、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外，一切皆丑惡。這種對整個社會普遍的、絕對的否定與排斥，使屈原的作品充滿了濃重的孤獨感和自豪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世渾濁而莫我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屈原的形象，就是超脫於世俗之上、鶴立雞群的形象，因此有些研究者說他具有一種“拜倫式的高傲”，也就是一種貴族式的高傲。

　　為保持現狀的穩定，世俗社會對少數超前性個體，往往有一種排斥的內在機制，從而使這些少數的“天才”，很難避免被扼殺的悲劇。為了防止這種悲劇的發生，很善於總結生活經驗的中國古代哲人，給了人們很多的告誡。老庄“柔弱勝剛強”“介於材與不材之間”，是要求人們以退求進，保全自己﹔儒家“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說無論顯達，還是困窘，都要適應環境，順其自然﹔等等。這些策略性原則，都是要求人們主動調整自己，去適應社會環境。幾千年來，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這樣去實踐的。而屈原卻沖破了儒、道兩家處世哲學的藩籬。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對環境的被動適應與中和，而是對環境的改造與抗爭，是“我”之美善與“眾”之丑惡的對立和斗爭。后來班固批評屈原“揚才露己”、“狂狷”，揚雄說屈原應該“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正是從反面對屈原獨立意識的肯定。

　　我們知道，個人的力量相對社會環境是非常渺小的，比如我們都明白說假話不好，但我們還在不斷地說，因為全說真話會招致麻煩甚至帶來禍患，所以我們很難“免俗”。《楚辭·漁父》中寫道：“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清就“濯我纓”，水濁就“濯我足”，隨機應變，游刃有余，這就是世俗所贊美的“達人”。屈原卻不是這樣，他明知個人無法與環境相抗衡，但他仍然敢於直面淋漓的鮮血，決不以對惡劣環境的讓步換取任何實際的利益，或生活的轉折。這種個人與環境的劇烈沖突反映在他的詩作中，表現出一種格外能打動人的悲劇崇高美，這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也是極為可貴的。

　　屈原的獨立精神，是一種以較高文化素養為基礎的，純而又純、容不得半點兒瑕疵的人格類型，它遠遠地超出現實和世俗，無論在哪個時代，現實生活中的芸芸眾生都不可能全面仿效，但作為一面精神旗幟，一種人格理想，特別是經由“自沉”這種極端方式的渲染與高揚，屈子人格一直受到人們的崇敬，並對后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屈原被楚懷王疏遠之后，其實他有好幾個選擇：其一，他可以調整自己的心態和觀點，與當時的主流（懷王、上官大夫、鄭袖、子蘭等）進行適當的妥協，甚至可以放棄自己的主張和追求，讓他們重新接納自己，從而得到高官厚祿，過優越的生活﹔其二，他可以隱居山野，忘卻世事，過一種閑雲野鶴的逍遙生活﹔其三，他可以出國去發展，“楚材晉用”，憑其才能，足可在異國安身立命。可是他不願妥協，不願隱逸，也不忍心離開自己的故國，那麼他隻有投江自殺了。他的死是對社會的抗議，是對操守的堅持。

　　謝謝大家。

　　（郭建勛 男，湖南漣源人。現為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院長、中國屈原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出版《漢魏六朝騷體文學研究》《楚辭與中國古代韻文》《先唐辭賦研究》等多種著作，現主要從事楚辭、辭賦、中國古代韻文、中國古代女性文學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