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兵
焦裕祿當年用過的藤椅，現保留在蘭考焦裕祿同志紀念館。（資料圖片）
“蘭考就是我的家，走得再遠，你也不能不關心你家裡的事啊！”這句話，鄭大一附院的老專家楊璧卿記了50年。當她勸已經病重的焦裕祿少些操勞時，焦裕祿這樣回答。
焦裕祿生命中的最后時光，是在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鄭大一附院前身）度過的。當時焦裕祿被“強制”送到醫院治療，他選擇了消化科的普通病房。當年在這裡上班的醫護人員見証了病痛中焦裕祿的無私與堅強，也見証了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挂念的還是蘭考的老百姓。
住普通病房，沒人知道他是縣委書記
75歲的楊璧卿，是鄭大一附院急救中心的老主任，頭發已經花白的她，仍清楚地記得50年前的一位病人——焦裕祿。“一提起焦書記，總感覺他還在我眼前一樣，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那是1964年的春天，大學畢業的楊璧卿，分配到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剛剛一年多。
當時，楊璧卿在醫院內西消化內科病區當住院醫師，正是焦裕祿的管床大夫。
她回憶，那時的治療手段很有限，經常有癌症患者疼得不停呻吟。但有位病人，從來一聲不吭，他就是焦裕祿。她記得很清晰，焦裕祿大大的眼睛、高高的個子，喜歡披著衣服，很瘦。
由於病情較重，焦裕祿在鄭州住了3天院，就被送到北京去會診。會診的結果是，晚期肝癌，全身淋巴結轉移。
“查房的時候，經常看到他疼得滿頭大汗，可是他啥要求也不提。”楊璧卿說，那時，她和同事就在私下裡議論，這人真堅強。
從北京回來后，省裡有關方面的同志來醫院看望焦裕祿，醫護人員才知道他的身份——蘭考縣委書記。
現在有些縣裡來的干部，一來看病先自報家門，他們自己不說，跟班的也會過來交代。楊璧卿說，焦裕祿自始至終從沒有提起過他的職務。
樊鏡珍，時任內西消化內科病區護士。她說，當時醫院也有干部病房，但焦裕祿選擇住普通病房，后來醫院為了照顧他，騰出一間大隔音間。“就是門厚點，玻璃是雙層的，相對安靜點。”
楊璧卿記得，焦裕祿的食欲非常差，一頓飯吃不了幾口，醫生說用點營養藥，他都不讓用，說給更需要的病人。“伙食影響肝臟，我建議他到營養食堂要點面湯甩雞蛋，但他還是不同意，每次就是稀飯面條。”
強忍疼痛，他把止疼針讓給別人
在穆青等所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裡，記錄了一把藤椅。那是在焦裕祿帶病堅持工作時，經常拿硬東西頂著肝部，時間久了他坐的藤椅右邊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
在鄭大一附院，也曾保留過一把焦裕祿用過的藤椅。
“知道焦裕祿是縣委書記后，醫院的照顧就是在他病房裡放了一把藤椅，高點，坐得能舒服一些。”楊璧卿說。
楊璧卿回憶，因為疼痛，焦裕祿經常用右手緊緊按住肝部，胳膊肘則頂住藤椅右邊，沒多久，藤椅的右邊扶手下也被頂出了一個洞。
盡管病痛纏身，行動已經非常困難，但隻要見到醫生、護士進門，焦裕祿總是盡量起身迎一下。后來，楊璧卿和醫護人員都養成習慣，一進焦裕祿的病房，趕緊先擺手說“焦書記，你別動別動”，然后快步走到他身邊。
“后來他越來越虛弱，但不起身也要欠一下身。”楊璧卿說，這種尊重讓他們非常感動，現在想起來還想流淚。
隨著病情越來越重，焦裕祿隻能坐到床上。當時焦裕祿的主管大夫郭蓬芝今年已經83歲，她回憶說：“可他就沒有正兒八經坐到過床上，長一個淋巴結都疼啊，焦書記是全身淋巴結轉移，他都是半坐半倚在床上。”
“有時候，看他疼得汗水直往外冒，說給他打一針嗎啡，焦書記也不願意打，他說給別人打，自己能忍住。”郭蓬芝說，當時的止疼針隻有嗎啡，一個病區隻批2∼3針。
樊鏡珍回憶，她曾發現焦裕祿的胳膊上有幾處灼傷，問了他愛人，才知道那是他是為了轉移疼痛，用熱煙嘴燙的。
牽挂蘭考，見到家鄉的人就顯出興奮
楊璧卿說，即使那麼痛苦，焦書記也沒有悲觀和喪失意志。
楊璧卿查房時常遇到這樣的場景，隻要蘭考縣一來人，焦裕祿就會盡量起身迎到門口，拉著對方的手，說趕緊坐趕緊坐，精氣神仿佛又回來了。
談話從來不涉及病情，楊璧卿聽到最多的就是泡桐樹。“那時也不知道啥是泡桐，就聽到他每次都關切地問，樹長得咋樣，種了多少畝了？”楊璧卿說。
楊璧卿回憶，到醫院看望焦裕祿的很多是蘭考農民。每次大家在外面等著，怕打擾焦書記，都是派兩三個代表進來。焦書記一見到老鄉，就會忙招呼讓大家都進來，坐到床邊上，用雙手拉住大家，詢問起蘭考的情況：“前幾天下大雨了，咱那裡淹了沒？”“咱種的泡桐樹，長的咋樣了？”
楊璧卿記得，有的鄉親見到焦書記很激動，會用很大的勁拉住焦書記的手，有的甚至會抱住焦書記痛哭流涕，焦書記就安慰大家不要難過。看到鄉親們大老遠挎著籃子帶來的雞蛋、花生，焦書記堅決不要，他交代鄉親，咱們現在很多人還貧困，我在醫院啥都不缺，你們把雞蛋拿到供銷社去換點鹽吃。
送別鄉親，焦裕祿總要吃力地讓人扶下床，慢步送出很遠，眼中滿是依依不舍。楊璧卿說，一到下雨的時候，焦書記就會站在窗前往外看，問他看啥呢，他說，不知道蘭考那邊下雨了沒，有些群眾的房子不好，不知道有沒有漏雨的。
就在焦裕祿被送到北京會診前，楊璧卿曾建議他在北京多住一些日子。可在北京隻待了3天，焦裕祿就回到了鄭州。焦裕祿后來解釋，北京離家太遠，還是鄭州到蘭考比較近，縣裡來人找他方便。
頑強斗爭，枕下一直珍藏兩本書
樊鏡珍記得，從北京回來后，焦書記更虛弱了。白天黑夜，他都隻能半坐著。因為淋巴結到處轉移的結節，隻要碰了就疼得要命。
來探視的家鄉人常常給樊鏡珍講焦裕祿在蘭考的事。樊鏡珍這才知道，焦裕祿在蘭考工作的475天裡，走遍了蘭考1800平方公裡土地﹔他帶領蘭考人民同澇、沙、鹼斗爭，卻顧不上自己的身體。
隨著病情加重，焦裕祿身上的疼痛也越來越重，人瘦成了皮包骨頭。他常常疼得渾身冒汗，汗水浸濕了衣服。他使勁咬著牙，牙都咬得快出血了。看著他疼痛的樣子，楊璧卿說，焦書記，你喊出來吧，可是他也不喊。
進入1964年5月中旬，焦裕祿開始持續昏迷。5月14日，他永遠閉上了眼睛，終年42歲。
樊鏡珍回憶，焦裕祿去世后，病房裡一片痛哭聲，作為焦裕祿的護士，她忍著悲痛，為焦裕祿擦洗了身子、換了衣服。“焦書記已經瘦得不成形，身上到處是癌症轉移點，他的最后時刻，該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樊鏡珍說。
從當年3月23日焦裕祿被蘭考縣委“強制”入院到離世，隻有53天時間。
焦裕祿去世后，樊鏡珍整理物品時，在他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精神財富，激勵后人踏實前行
楊璧卿是民盟成員，她說，“像焦裕祿這樣的共產黨員，我打心眼裡敬佩。”如今已經退休15年的她，仍返聘在鄭大一附院急救中心，一周工作六天﹔郭蓬芝也是在80歲時才離開工作崗位﹔80歲的樊鏡珍是河南胃鏡操作的開拓者，1991年退休后，仍堅持到各個地市去授課，培訓基層醫生。
“雖然已經50年了，但每次說起來焦書記的事情，我都會忍不住掉淚。”楊璧卿說，焦書記那樣平易近人，艱苦朴素，他時刻惦記蘭考人民的那份感情在她心裡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鄭大一附院急診中心總護士長王秀玲說，這些老專家是醫院的寶，他們經常聚到一起，為醫院的年輕人講述焦裕祿的最后時刻。
全省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鄭大一附院結合焦裕祿生前在該院住院的情況，精心拍攝了紀錄片《焦裕祿最后的53天——追憶焦裕祿在鄭大一附院治療的日子》，通過當年醫護人員的珍貴回憶，再現了焦裕祿同志病情加重后轉到該院接受治療時的感人細節。醫院以此為教材，組織全院黨員干部觀看學習，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焦裕祿同志任何時候都心系群眾，敢於和困難、同疾病作斗爭的精神，處處以身作則、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永遠是全院醫護人員學習的榜樣。”鄭大一附院黨委書記張水軍說，焦裕祿精神就像一盞明燈，激勵后人踏實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