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步驟、成效和政策
改革被鄧小平稱為黨領導的“第二次革命”，其對中國社會帶來的深刻而復雜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任何一項方針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調整，都不是簡單的單向度的線性過程。國際上卻往往根據一些具體做法或表象，對中國政策作出各種猜測和判斷。對此，鄧小平採取一分為二的辯証處理方法，正確的予以肯定、認可﹔不符合客觀情況的，則鮮明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比如，一些人根據我國在某一段時間內改革節奏的緊與鬆，便發出中國是堅持還是放棄改革的議論。有人說“中國的改革不可逆轉”，鄧小平表示“這種見解比較正確，比較符合實際”。有人則妄言中國政策“會變”、“要變”甚至已經“變了”，“后退了”，對此，鄧小平多次指出，這種看法“沒有根據”，“不妥當”，“是誤解”，“亂猜疑”。早在改革初期的1981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就批評過這種主觀臆斷式輿論：“世界上有好多議論都是一種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猜測。”再如，對認為中共領導層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的議論，鄧小平在1987、1988年連續兩次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都明確指出：“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中國沒有保守派，特別是在我們領導層中，要改革是一致的”。針對很多人將他看作“改革派”，鄧小平坦言：“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在指出對方判斷和認識存在的誤區、偏頗甚至錯誤的同時，開誠布公、實事求是地闡明自己的觀點，既體現了鄧小平坦率、果敢、耿直的行事風范，也是他應對國際輿論所秉持的一貫態度和基本原則。
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時，經過近1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和提高，國際上出現不少肯定和稱贊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聲音。比如，蘇聯學者巴拉赫塔和庫茲涅佐夫聯名撰文說：“中國所進行的改革在幾年內就使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徹底改變了面貌，並且展示出完全可以實現的前景。”面對這類關於中國發展與未來的正面評論，鄧小平始終保持清醒冷靜、謙遜謹慎的態度，而且總是未雨綢繆，飽含深刻的憂患意識。1988年他在會見外賓時說：十年改革“使中國經濟上了一個台階”，“現在我們正在上第二個台階……上第二個台階遇到的問題比上第一個台階所遇到的問題還復雜……上第三個台階需要花50年，那時遇到的問題將更多。國際上對我們的發展情況估計得比我們更樂觀一些，但我們自己要小心謹慎”。
針對一些惡意的攻擊性議論，鄧小平則表現出毫不妥協的態度和立場。比如，有人攻擊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人道，鄧小平在1985年11月11日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時指出：“美國有些人對中國人口政策的議論很愚蠢，這些人隨便對別國指手畫腳，引起別國的反感，對美國也不利。他們的中心目的是破壞中美關系，不顧大局，不以美國的利益為重。”1988年5月會見美國客人時，再次毫不客氣地說：“美國有些國會議員不懂得這是中國的一個關鍵性問題，說什麼人道不人道。什麼是人道主義？如果中國到了那時還是一個貧窮的國家，還有什麼人道主義可言？至少對中國人民不人道。”1990年6月會見孟加拉總統侯賽因時進一步指出：“有人罵我們沒有人權，說計劃生育不人道，有罪。我看講這個話的人有陰謀，用心不良。計劃生育隻要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就是正確的，不要去聽信別人的閑言碎語。”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非議者的叵測居心，表明了捍衛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嚴正態度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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