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偉
實踐中之所以出現將改革與發展割裂甚至對立的認識,部分是因為有些人對經濟發展規律把握不准、認識不清,還有一部分是少數領導干部政績觀存在偏差,過於看重當前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改革上的“功利主義”
近日,與幾位地方政府的同志談及改革進程,有人說:改革能釋放制度紅利,當然是好事﹔但也有人認為,一些改革會導致經濟增速減緩,改革的難度不小,應該先放放。他以戶籍制度改革為例,認為在推進農民向市民身份轉變過程中,會涉及大量社保、教育、醫療、保障房等投入,成本太大,收益太少。
無獨有偶,近期有輿論包括部分國際媒體也持此論調,認為中國改革與增長是“此消彼長”:推動改革就必然犧牲增長,因此要“學會做改革的選擇題”,選擇標准就是要“立竿見影”。
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選擇好路徑和突破口確實必要。但上述觀點本質上將改革與發展對立,夸大了改革成本、低估了改革收益,容易誤導市場和決策者,導致改革行為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對當前全面深入推進改革十分有害。
那麼,到底該如何評估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以推進農民市民化為例,上述觀點之所以認為這項改革不是當前最優選項,主要是認為其成本大於收益,投入大,見效慢,對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不解渴,與其將大量財政資金投向此處,不如支持、引導一些產業行業發展。
事實真的如此嗎?在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情況下,作為新型城鎮化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有助於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繼續向城市轉移,以此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潛在經濟增長率。研究表明,從2011年到2020年,如果我國每年勞動參與率提高1個百分點,GDP潛在增長率將提高0.88個百分點。同時,更多農民工能夠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務,有助於緩解勞動力價格增速過快的現狀。公共政策改善具有吸引勞動力的效應,這將實質性降低企業的人力資本開支,並為其延續人口紅利、轉型升級預留空間。此外,大量農民工安居城市,還有助於減少勞動力地區間的潮汐式遷徙,並鼓勵這些新移民家庭進行自我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力的效率。僅從以上幾點就能看出,戶籍制度改革絕非“賠本買賣”,其不僅不會阻礙增長,還將成為增長動力。只是其改革收益,並非立時體現在GDP或稅收增長上,而是需要必要的政策傳遞和市場消化過程。
所以,無論是具體的戶籍制度改革,還是更大范圍內的經濟結構調整,乃至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建設領域改革,都將釋放出完善社會分配、增強內需動力、促進社會和諧等紅利,進而促進經濟社會實現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在實踐中,之所以出現將改革與增長割裂甚至對立的認識,部分是因為有些人對經濟發展規律把握不准、認識不清,但還有一部分特別是少數領導干部,還存在著政績觀的偏差,過於看重當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能夠快出政績、快見成效的就干,需要費力氣、打基礎、圖長遠的就拖。這種改革上的“功利主義”,與前些年發展中盲目追求GDP增速的“增長主義”,看似有所差異,實則同根共源,具有同樣的危害。
當然,堅定“改革有助增長”這樣的判斷,並非不重視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的現實,對一些深層次改革可能導致的陣痛也要清醒認識、提早應對。正確分析改革的成本與收益,有助於減少外部干擾、凝聚改革共識,特別是防止改革中出現的“短視思維”和“功利主義”,從而加快推進某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
相關專題 |
· 熱點·視點·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