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號VS競拍：如何兼顧效率與公平

靴子終於落地。浙江杭州市政府宣布從3月26日零時起，在原有“錯峰限行”基礎上，對小客車採取控制總量措施。自此，杭州成為繼北京、上海、廣州、天津之后又一個實施汽車限牌限購的城市。隨著政策的落地與推進，越來越多的關注投向了“限牌”的具體執行。當“搖號”撞上“競拍”，怎樣才能兼顧效率與公平——

在交通日益擁堵、霧霾天氣頻發的大背景下，限牌實屬無奈之舉。盡管輿論對於杭州限牌政策“空降”的做法褒貶不一，但隨著政策的落地與推進，越來越多的關注投向了“限牌”的具體執行。應該說，一場關於如何更加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探討才剛剛開始。

實施機動車總量調控的城市中，對“限牌”的做法主要採用搖號和競拍的方式。上海是國內最早拍賣汽車牌照的城市，早在1994年就開始實行車牌拍賣制度，盡管價格逐年上漲，甚至被稱為“史上最貴的鐵皮”，上海在質疑聲中始終堅持了這一做法。

北京“限牌”政策，則是通過搖號的方式獲得申請資格，之后便可免費獲得車牌。

廣州“限牌令”出台於2012年，借鑒了上海、北京的做法，採取競拍、搖號相結合的方式，將每個月新增上牌指標按一定比例分配給這兩種方式。去年實施“限牌”的天津，也是採取這一方式。

類似於廣州、天津的做法，此次杭州的“限牌”也採取搖號和競價相結合的方式，但在具體分配比例等方面有所不同。

眾所周知，透明與公平是評價一項公共政策的兩大標准。在專家看來，上海採用的是一種以效率為導向的車牌分配方案，北京的方案更關注分配的公平性，而廣州、杭州的方案則試圖在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某種平衡。

盡管方案各有利弊，在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看來，“應該按照市場原則，即價格機制分配。”他認為，上海的做法“大方向很好”，只是在技術上需要改進。

持有上述觀點的人士不在少數。搖號發放車牌的方式之所以廣受詬病，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對於那些迫切需要開車的人卻因運氣“不夠”而遲遲拿不到車牌，更為糟糕的是，隨后的中簽比率可能會越來越小。

“用簡單的搖號辦法，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生活法則失去了因果關系，造成了資源浪費。”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社會學者向記者表示，這一做法強化了“生存靠運氣”的思維，對於社會長期發展不利，並有可能滋生腐敗、導致更大的不公平。

廣州搖號、拍賣並行的混合型分配方案，某種意義上吸取了北京、上海的經驗教訓，由居民根據自身需求、收入等情況選擇競拍或搖號，競拍未得者還可參加同月的搖號。

從理論上看，混合型分配方案似乎兼顧了公平與效率，但由於各城市的需求和車牌供給量的不同，很難將其效果進行直接比較。比如，廣州車牌的價格與中簽率與北京、上海就不具備可比性。

不過，市場在作出選擇的同時，調控政策也在不斷完善——

針對不斷攀高的拍賣價，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門在確定了全年10萬張車牌投放量的基礎上，給出了72600元的理性拍賣“警示價”。據悉，本月上海私車額度拍賣的平均成交價為73872元，中簽率為11.96%。

在北京，今年新牌的年度配置指標由過去的24萬個減少到15萬個，這意味著搖號中簽率將繼續降低。是繼續採取搖號的政策，還是改為搖號加拍賣的方式？北京市副市長張工表示，正在研究新的限購政策，是否採取搖號加拍賣方式，今年上半年將有定論。

在廣州、天津等地，越來越多的市民正逐步擺脫政策初期的焦慮，開始慢慢接受“限牌”帶來的不便，多數人都會選擇“先碰碰運氣搖號，實在等不及了就去競拍”的做法。

對於杭州市民來說，“限牌”還是個新事物，能不能順利推進，讓大多數人接受，考驗著相關職能部門的管理智慧和執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