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天
“修紅旗渠就是辦老百姓的事兒，老百姓滿意了，你這事兒就做對了。”楊老耳朵有點兒背，戴上助聽器，說起紅旗渠來依然是神採飛揚。
老百姓是天，做老百姓滿意的事，是楊貴一生的信守。
在河南林州採訪三天，在講述紅旗渠的故事時，每個採訪對象都會提到老書記楊貴。有人說，老書記就是紅旗渠的“總設計師”﹔有人說，沒有楊貴就沒有紅旗渠﹔有人說，寫紅旗渠的報道，如果少了老書記就不會有看頭。2014年1月26日，記者終於在北京醫院病房見到了86歲的老書記楊貴。
與遼寧有緣
聽說記者是從遼寧黨刊集團來的，楊老說：“我與遼寧有緣啊！”老人家回想起了撫順的棚戶區改造。他說：“那就是民心工程，讓老百姓受益的事兒，我們就得辦好。”
2004年，作為國務院扶貧辦顧問的楊貴，隨同中央調查組組長、全國政協常委胡富國到撫順棚戶區調研。當時，他已經過了古稀之年，中央派他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有做好群眾工作的經驗。
楊貴知道，撫順已有100多年的煤炭開採史，新中國成立以來，向國家上繳利稅700億元。新中國的第一桶油、第一噸鎂、第一噸硅、第一噸鋼、第一台挖掘機，都是出自撫順。然而，撫順的產業工人，特別是礦區職工，在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做出重大貢獻的同時，居住條件還十分簡陋。“屋裡小半間，頭頂能望天。四世同堂住，睡覺肩挨肩。”調研時，他聽到百姓中間流傳的這段順口溜，心裡很不是滋味。
正是雨季，他踏著泥濘的小路，走進一個個礦工居住的房子，擁擠、簡陋，生活境況極度艱難，楊貴不禁淚水漣漣。
之后，楊貴所在的調查組向黨中央遞交了一份准確翔實的報告。在遼寧省委的正確領導和強力推進下，撫順的棚戶區改造拉開了序幕。
工程開工一年后，楊貴又一次來到撫順，一個剛剛搬進新居的老漢認出了他，感動得不知說什麼好。不多時，許多老百姓都圍了過來，千恩萬謝中，人們並不知道他就是當年帶領林縣人民修紅旗渠的楊貴書記。
站在漳河邊上的思考
話題又回到紅旗渠。“修紅旗渠就是辦老百姓的事兒，老百姓滿意了，你這事兒就做對了。”楊老耳朵有點兒背，戴上助聽器，說起紅旗渠來依然是神採飛揚。
在醫院住好長時間了，老人想念紅旗渠，提到“紅旗渠”這三個字，就像提到久別的親人。
那是楊貴被任命縣委書記后的第一次下鄉。
一個大熱天，楊貴走進一個老百姓家，對主人說：“天太熱了，我想洗把臉。”老鄉轉身進屋端了一個大碗出來。楊貴以為老鄉聽錯了，又把剛才的話重復了一遍。其實，老鄉沒有聽錯，因為在那裡人們幾乎都不洗臉。
楊貴隻好在大碗裡洗了洗手，順手就把洗過的水倒了。沒想到，就這麼一個動作讓老鄉心疼得臉都紅了。事后，楊貴才知道，林縣缺水啊，那一碗水讓老鄉心疼了好長時間。
林縣有1200個自然村，楊貴上任之后跑遍了大部分村庄，越發感受到林縣所有問題的根源就是一個水字。
於是，楊貴下決心要摸清大自然的脾氣，重新安排林縣河山，解決林縣缺水的問題。從1955年起，楊貴帶領當地群眾相繼修建了抗日渠、天橋渠、英雄渠和3座水庫。可是，這些工程依然不能徹底改變林縣缺水的困境。
上任之前，楊貴在安陽地委工作，他了解安陽的歷史，知道戰國時期西門豹治鄴的故事。故事裡的鄴郡，就是現在安陽一帶。那個年月，當地百姓守著一條漳河，天災人禍不斷，隻好紛紛逃離家園。找不到治水的辦法，迷信的地方官隻好想出了讓老百姓家的女兒嫁給河伯這麼一個荒唐的辦法。西門豹到任后，面臨的同樣是漳河泛濫，但他卻懂得“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於是，他開始帶領老百姓治理漳河水患，造福一方百姓。
西門豹治鄴的故事讓楊貴得到了這樣一個信息：漳河水源豐富。2000多年后，身為林縣縣委書記的楊貴站在漳河邊上打起了主意。
楊貴尋訪當地百姓，翻閱水文資料，了解到漳河分為清漳和濁漳，清漳水清但流量小，濁漳水濁但流量大。他想，如果能夠把漳河水引進來，林縣就有救了。
於是，引漳入林的概念在他的腦海裡形成。可是，漳河的水源在山西省境內。別無選擇，楊貴給當時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寫了一封信，反映了林縣人民缺水的痛苦，並在信中首次提到了引漳入林的設想。這封信不是寄出的，而是派縣裡的農工部部長王才書專程送達鄭州。
史書記看信之后很受感動，隨即和省委秘書長戴蘇理一起給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王謙和和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寫了一封求援信。
拿到省領導的親筆信后，王才書連夜乘火車趕往山西太原，那時已是臘月二十九了，幾經周折才把信交到了山西省委領導手裡。王才書交過信后並沒有返回林縣，而是蹲在山西省委外面等消息。
與此同時，楊貴和其他幾位縣委領導也很著急。大年初一一早，他們不約而同地來到辦公室坐等消息。這時，楊貴突然間想到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和林縣是有淵源的。
戰爭年代，陶魯笳曾擔任過太行五地委書記，而太行五地委就設在林縣。楊貴知道，陶魯笳吃過林縣的百家飯，和林縣的百姓是有感情的。最重要的是，陶魯笳對林縣人民缺水的苦難非常了解。想到這裡，楊貴撥通了陶書記的電話。
電話裡，楊貴先拜年，再說引漳入林。沒想到，陶書記對此事這麼重視。大年初五，便召集相關人員開會，就引漳入林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結果令人鼓舞——同意。
第一張設計藍圖
山西省委反饋的意見是，引漳入林的起點定在山西省平順縣一個叫侯壁斷的地方。
如果從侯壁斷引水，到林縣總干渠的終點有70多公裡。而這70多公裡必須保持一個平緩的坡降，整體落差不能大於10米。否則，其結果將是差之毫厘，失之千裡。
為百姓修渠，就得為百姓著想。楊貴在縣委會議上明確指出，為了不影響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生產，一定要盡量避開村庄，避開耕地，免得水渠修成的時候卻沒地可澆了。所以，從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渠成了最佳選擇，但同時也加大了施工的難度。
這麼大的一個工程，這麼精確的一個測量標准，誰能擔當這個重任呢？楊貴書記想到一個活躍在水利工程工地上的年輕人——吳祖太。
楊貴也在想，把這麼大的一個工程交給這麼一個年輕人，是不是太草率了。可是，在那個人才奇缺的年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就是這麼一個年輕人，挑起了紅旗渠設計的大梁。楊貴大力支持，在那樣一個極度困難的年月，要錢給錢，要人給人，讓吳祖太大膽地投入到測量工作之中。
70多公裡，在平地上可能不算什麼，但是測量工作是在太行山的懸崖絕壁上，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都是人類從來沒有涉足過的。有時候，懸崖上連一塊兒可以放水平儀的地方都找不到。沒有辦法，測量小組的同志就用繩子把自己拴起來固定在懸崖邊上，將水平儀的一個腳放在懸崖邊上，另兩個腳就放在自己的肩上。
餓了，他們就從上衣口袋裡摸出干糧啃兩口，渴了，就從山岩上敲塊冰含在嘴裡。吳祖太和測量小組成員就是憑著這麼一股干勁和一絲不苟的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交上了第一張設計藍圖。
圖紙有了，但是問題又來了。有一天，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到林縣視察。沿著渠線走了一段，他一句話也沒說。坐下來歇息時，他向楊貴提出了幾個問題：“渠線勘測准嗎？經過幾次復測？如果說渠修成了水流不過來，你怎麼辦？你們引濁漳河的水，它的流沙量有多大？你們想過沒有，如果泥沙一旦將渠道淤積怎麼辦？這些環節有一個地方出了問題你都不好交代。”一席話把楊貴嚇出了一身冷汗。
楊貴連夜把水利局局長找來，他說：“如果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都會成為林縣的千古罪人。我們隻能從太行山山頂跳下去給老百姓一個交待。”隨后，水利局局長馬上組織測量小組對修渠線路進行了復測，又請省裡的專家進行技術把關。最后証實設計無誤時，楊貴心裡才算踏實了一些。
紅旗渠上的“遵義會議”
當時，林縣人修渠有一種盲目的樂觀。普遍認為，這渠是為自己修的，缺啥就不缺人。有人說：“不就是70多公裡嗎？我們上10萬人，3萬人搞運輸，7萬人挖渠，一人修一米，兩個月這段渠就修成了。”
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那麼回事兒，幾萬人呼啦一下擁到太行山上，排成了一條長龍，很快后勤保障就跟不上了。
當時，一般是一處施工，多處備料。70多公裡就那麼幾個技術員，他們每天不停地奔波於每一個工段之間，有時跑一個工段就需要三五天的時間，要想使整個施工工地都得到及時的技術指導，是根本做不到的事。工地上的民工各自為營，不是挖高了就是挖低了。看著漫山遍野的人，一個一個雞窩坑，楊貴馬上預料到了問題的嚴重，如果不及時解決，工程的預期和效果不堪設想。於是，他緊急召開了林縣縣委班子全體會議。
會場就在一個叫盤陽的小村庄，后來人們把它叫作“盤陽會議”，也有人叫它紅旗渠上的“遵義會議”。
會上，他們就引漳入林工程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專題研究。原因找到了，就是施工戰線拉得太長，兵力太分散，就像一群人拿了一桶水去澆一畝地，根本連個濕印都找不著。隻有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才能出效果。會議決定，將70多公裡的工程分成四段，把每一段都當成一個戰役來打，而每一個戰役都要領導、勞力、物資、技術相對集中。集中精力，修一段，成一段，見效一段，這樣可以讓大家看到引漳入林工程的收益，不斷樹立大家的信心。
盤陽會議上還有一項重要的決議，就是為了鼓舞林縣人民修渠的斗志，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為紅旗渠，意思就是高舉紅旗向前進。在那個時候，每一個修渠人都明白，隻要這樣不停地修下去，雖然還會有很多困難，但總有一天會把紅旗渠修成的。
這次會議后沒多久，山西省境內的20公裡就修通了。第一個戰役打贏了，看著流過來的渠水，極大地堅定了林縣人修渠的信念。
如實說出心裡話
1961年7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到河南新鄉七裡營視察后，參加了新鄉地委在豫北賓館召開的一個會議。會上，就有人趁機向他反映林縣的問題。說林縣的老百姓吃不飽，生活非常難，但林縣縣委死抱紅旗不放，還在搞什麼紅旗渠工程。譚震林聽了非常生氣，因為那時國內經濟非常困難，老百姓生活非常苦，為了體恤民情，中央一再要求國內基礎工程項目全部下馬，在全國實施百日休整。在這個時候，要是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怎能不讓譚震林勃然大怒呢。他指示馬上派人把楊貴叫過來，如果情況屬實，一定嚴肅處理。
那個時候，紅旗渠第二期工程已經開工一個多月，他們把這第二戰役叫“乘勝追擊”。正在指揮“戰役”的楊貴接到通知后，還以為是讓他去匯報紅旗渠工程進展情況呢。
楊貴從工地上急急忙忙就趕到了地委，直奔會場。進了會場，他發現氣氛有點兒不對，所有看見他的人都不跟他打招呼，有人還躲著他走，弄得他一時摸不著頭腦。
晚飯后，楊貴當年的一個老戰友悄悄地敲開了他的房門，悄悄地將事情的原委告訴了他，並囑咐他第二天開會時最好主動作好檢查，爭取領導的諒解，說完之后趕緊就走。
那一夜，楊貴一直沒睡，他也想不通。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當主持人說到由縣委書記發言的時候，與會的人員誰也沒有說話，目光都齊刷刷地移到楊貴身上。一見這陣勢，楊貴心裡清楚，這個會就是針對他開的。他想，作為共產黨的干部，不就是要為老百姓辦實事嗎！在林縣為人民謀利益，不就是要修渠引水嗎？這也錯了嗎？想到這裡，他雙手撐著桌子站起來，如實地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
他說：“林縣千百年來飽受著缺水的苦難，多少人因為缺水賣兒賣女，多少人因為水離鄉背井，又有多少人因為水家破人亡。他們惜水如命，林縣歷史上因為沒有水餓死的人成千上萬，祖祖輩輩缺水、盼水。共產黨來了，鄉親們才看到了一點希望。現在，紅旗渠第一個戰役我們已經打贏了。自然災害是事實，但是你光坐在那兒等老天爺恩賜你，是戰勝不了自然災害的，不修渠也可以，我的烏紗帽保住了，但是遭罪的還是老百姓。我是共產黨員，黨的干部，黨性原則不允許我眼睜睜地看著地裡長不出庄稼，十幾萬人要翻山越嶺，遠道去挑水吃，我們修渠為什麼？為的是給人民一條生路，為的是林縣的老百姓，為的是后代子孫，我們問心無愧，如果有錯，責任在我。但是我說的都是事實，請組織上調查。”
楊貴發言的時候，很多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譚震林一句話也沒有說，一直靜靜地聽完他的發言。休會時，他第一個步出了會場。
會后，譚震林馬上派人組成調查小組到林縣調查，調查結果很快就出來了，証明楊貴說的全是事實。譚震林對林縣修建紅旗渠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並且給予了高度的贊揚，明確要求河南省委一定要支持修建紅旗渠工程。
永遠是老百姓的書記
在河南老百姓當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懷念三書記。這三個書記，一個是蘭考縣的焦裕祿，一個是輝縣的鄭永和，還有一個就是林縣的楊貴。
如今，楊貴的名字遠沒有紅旗渠那麼響亮，但他的命運和紅旗渠的命運卻與動蕩的政治歲月聯系在一起了。
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經過了5年艱苦奮斗，1965年紅旗渠建成了最艱險的總干渠，1966年又建成了3條干渠。《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各大新聞媒體都對紅旗渠和林縣山區建設成就做了報道。周恩來、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也多次表揚了紅旗渠。由此，林縣縣委在《人民日報》配發的一篇社論中獲得了“馬列主義縣委”的美譽。
然而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從天而降。在人們還沒來得及消化事態發展的來龍去脈時，楊貴就因為與紅旗渠的關系，一夜之間變成了“走資派”，紅旗渠工程也被迫停止。
楊貴告訴記者：“造反的人是在夜間敲鑼打鼓來揪我的，他們說林縣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說我楊貴是走資派。”
那是1966年9月20日深夜，一支從安陽趕來的造反隊伍圍堵在林縣縣委大門，高喊著“堅決揪出楊貴”的口號。此時的楊貴，因患急性闌尾炎正在辦公室裡輸液呢。
“林縣是假紅旗！楊貴是走資派！”“不揪出楊貴誓不罷休！”9月21日凌晨，周圍的干部群眾被一陣陣口號聲驚醒，他們不約而同地會聚到縣委門口。等到天亮的時候，附近群眾就來了1萬多人。他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楊書記究竟錯在哪兒了。
聚集的人群越來越多，被激怒了的林縣人，開始和造反派面對面地辯論起來。有人指著造反派頭頭的鼻子尖問：“楊書記帶領俺林縣人修紅旗渠是為了老百姓，你來搬過幾塊兒石頭？”有人說：“有了渠，有了水，俺就能過上好日子。你們故意搗亂，搞破壞，是沒安好心！”……
裡三層，外三層，裡面的楊貴出不來，外面的造反派進不去。為了控制勢態，楊貴隻好忍著病痛爬到大門頂上去做群眾的工作。他說：“大家都回去吧，我沒有啥事情，我這兒有些事情要和地委來的同志們談談。”
群眾散去后，楊貴安排人給這幫造反的人做了早飯，飯后又親自把他們送回安陽。到了安陽，楊貴看到到處都是大字報，有的上面寫著“特好消息，東挖焦裕祿的墓，北罷楊貴的官”。而這幫人卻一反常態，硬說是楊貴發動群眾打了他們，鎮壓了他們。他們就向中央發電報，去造河南省委的反，要求撤楊貴的職。這就是后來人們所說的“九二一”事件。
后來，楊貴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白天被關到一個小黑屋裡，晚上拉出來批斗。每次批斗結束時，總會有群眾噙著淚花往他口袋裡塞個雞蛋什麼的。有一次，一個大嫂端了一碗水，送到他面前說：“楊書記喝口水吧！”身邊批斗他的人卻說：“他的書記職務已經被撤了，以后你們不能再叫他書記！”大嫂扯開嗓門兒回答：“他不是你們的書記，永遠是俺們老百姓的書記！”
楊貴實話實說：“比起其他被揪出來的人，我還算幸運的，沒有受太多的苦，還遇到了不少好人。”當時，林縣的群眾把他從造反派手中搶出來，從山西輾轉到北京后，被新華社記者方徨藏在自己的家裡。由於安陽的造反派進京四處打探楊貴的下落，后來得不秘密轉移到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后和新華社記者陳競明夫婦家躲避。
楊貴告訴記者：“當時《人民日報》、新華社的記者都知道我這個人究竟是好人壞人。所以，我在人家家裡一住就是兩三個月。”
后來，方徨、陳競明和《人民日報》記者宋錚、李克林聯名給周恩來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寫信，說他們多次去林縣採訪，知道楊貴是個好人。周總理接到信后，立即給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打了電話，要求設法保護楊貴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