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發
關於高考改革的任何訊息，總能引來萬眾矚目。
22日，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即將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將實現兩類人才、兩種模式的高考：一是技術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試內容為技能加文化知識﹔二是現在的高考，即學術型人才高考。“在高中階段，16歲就可以選擇你未來發展的模式。當然不管你選擇的是什麼模式，你都可以實現你的人生目標。”魯昕說。
高考模式“一分為二”釋放出怎樣的改革信號？何種制度及配套設計能讓技能型高考獲得青睞？這將對教育本身及就業市場產生什麼樣的輻射作用？針對以上問題，23日，本報記者專訪了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張亞群、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洪成文和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研究員丁大建。
一問：高考模式為何要“一分為二”
技能型高考，其實並非新詞。早在2012年，湖北省就率先實施以技能考核為重點的中職畢業生升入高等院校的辦法，力圖在中職與高職、職教與普教之間搭建起溝通銜接的“立交橋”。而此次魯昕的表態，更透露出面向普通高中生實行技能型高考的改革意向。
那麼，高考模式為何要實現這樣的“一分為二”？
在張亞群看來，這種分類考試辦法更適合現代社會對人才選拔的要求，“過去是‘一張卷子考各類考生’，很難體現不同類型高校對人才選拔的特定要求，也使高考低分者不免有挫折和自卑的感覺”。不少專家也表示，在國際上普教與職教“分類考試”已是普遍做法。
不過，在習以為常的“職教是二等教育”“技能型人才低人一等”的觀念面前，此次改革能否不再像由職教“扛大旗”的春季高考一樣寂寞收場？
“這項改革舉措的真正落實，需要加強四方面的配套工作。”張亞群表示，根深蒂固的“重學術輕應用”觀念或將成為最大阻力，為此，“首先應提升對技能型人才的價值及選拔方式改革意義的認識，營造人才選拔的適宜環境﹔其次，要精心組織技能型高考，從命題、選拔標准到組織管理，必須嚴格要求，不能‘降一等’來考，缺乏應有的含金量﹔三要加強教育配套，充分重視高職及應用型本科建設，提高技能型人才培養質量﹔四要解決好技能型人才的出路問題，這將提高人才選拔的吸引力。”
二問：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作為“牽一發動全身”的選拔環節，此次改革能否倒逼教育改革？
“最有可能發生變化的是一批地方本科院校，不再一味地爭辦研究型、學術型大學，而是該認真思索如何辦出特色。對於一批堅持技能型人才培養的高校，這種鼓勵性政策則可以提升其辦學自信。”洪成文表示，隨著兩種高考模式的深入推進，一些成績中上游的學生可能會因為就業壓力等因素主動選擇技能型高考。
這樣的預測也和未來改革不謀而合。據統計，中國普通高校共1200所左右，但僅在辦學水平和質量上有分化，在辦學功能上並沒有明顯區分，辦學模式趨同。22日，魯昕表示，教育部未來將推動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職業教育類型轉變，最近已成立聯盟，150多所地方院校報名參加轉型改革。
對於處於高考前端的基礎教育，洪成文認為要適應這樣的雙軌選拔，必須變革已有的“重知識訓練，輕實踐訓練”的教育模式，一些學校可能面臨新問題，須同時提供兩類教育。“還要思考兩個問題：一是學生分軌年齡的科學性，為什麼是16歲，不是更早或更晚？二是學校是否有合適的師資、科學的評價體系去幫助學生規劃，科學地選擇好自己的發展軌道。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那麼分軌考試的設計終將遇到麻煩，改革能否取得預期效果，也值得懷疑。”
三問：能否緩解大學生就業難題
除了對於教育本身的導引之外，此次改革更引人關注的是，技能型高考的推出能否培育更多的技能型人才，緩解當前嚴峻的大學生就業難題？
“結構性失衡需要結構性調整。”丁大建認為，由於我國經濟結構調整滯后，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上最大的結構性問題表現為大學生就業難，農民工招工難，但未來市場需要越來越多的熟練技術工人，這要求大學生培養結構和高校專業結構都要調整，並改變“計劃入口，市場出口”的模式，“如果技能型高考的實現能倒逼高校人才培養模式的改變，解決這種結構性的不匹配，大學生就業難題或將得到緩解。”
同時，就業市場往往是考試招生的風向標，技能型人才在勞動力市場的良好表現也會反作用於其招考培養。丁大建指出，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來講，增加技能型高考吸引力，改變“技能型人才（較學術人才）低人一等”的固有觀念，還必須邁過“兩道檻”。
“第一，從學校角度而言，辦學應更遵循市場規律，辦出個性和特色，與產業發展對接，形成高等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如此培養出的人才才能真正被市場悅納。第二，要變革報酬體系。職業化的社會需要科學的人才評價和合理的薪酬制度，要擺脫現有的等級化人才觀，按照職業特征由市場配置薪酬。”丁大建說。（記者 鄧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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