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濟南1月26日電（張岩綜合）“當革命干部，多為革命為群眾干些好事，這是完全應該的。這不僅引起群眾的恭維、奉承，而且有時還會使自己自我陶醉。可不能小看這點苗芽，日子久了也會變質。我是殘廢軍人，又是干部，情況特殊，目標大，很容易引起大家的稱贊與同情。例如：行走困難時，群眾就會來扶著走﹔寫作困難會有人代筆﹔甚至坐凳子也要找個好的……我覺得，這是同情，也是批評，這絕不是一般的生活細節問題，而是思想的‘嬌氣’和‘貴氣’的具體表現，今后，決不能叫這種作風‘合法化’。”這是一位重度殘疾軍人在回到家鄉做村書記時寫得日記。
他，就是朱彥夫，1947年入伍，49年入黨，參加了上百次戰斗，10次負傷、動過47次手術、3次榮立戰功﹔失去四肢和左眼，患多種疾病，心臟被放進5個支架﹔他歷經7年創作出33萬字自傳體小說﹔他被譽為“當代中國的保爾·柯察金”......
1933年出生在人杰地靈的沂蒙山腹地——沂源縣張家泉村的朱彥夫從小家貧如洗，14歲時就毅然參了軍，1949年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血與火的戰場上，他不怕流血犧牲，拼命作戰，先后參加了戰淮海、過長江、打上海、跨過鴨綠江等上百次戰役戰斗。1950年12月，朱彥夫參加了在朝鮮爭奪250高地的血腥惡戰。他所在的一個連，在零下30度嚴寒的條件下，與裝備精良的兩個營的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搏斗，打退了敵人一次次進攻。在彈盡糧絕的時刻，仍然堅持與敵人拼搏。最后陣地上隻剩下一個遍體鱗傷的人，這就是朱彥夫。當他在長達幾十天的昏迷中醒來的時候，已是躺在西安陸軍醫院的病床上。他這才發現自己已沒有了四肢，左眼失明，右眼視力模糊。他嚎啕大哭，高喊，要向敵人討回殘臂殘腿！他悲痛欲絕。這時，他期待比一場戰斗的勝利更震動人心的戰歌。
1952年黨和國家把他安置在條件非常好的山東榮軍休養院，派一名專護長期照顧他。他想，難道一輩子就這樣躺在"功勞簿"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不！我雖然傷殘了，依然是戰士！不能為國效力，但絕不能再給國家增加負擔，我要鍛煉生活自理能力，為黨和人民再做貢獻！考慮到休養院的環境不利於鍛煉生活自理能力，他便多次找院領導軟纏硬磨，終於在1956年冬回到了故鄉--沂源縣張家泉村。
吃飯、喝水、解便、裝卸假肢……從專護照顧到完全自理，橫在朱彥夫面前的是一座座幾乎無法逾越的高山！但朱彥夫勇敢地接受挑戰，刻苦鍛煉自理能力：切菜，他用嘴咬住刀背，再用斷臂下壓，一把菜切兩三段，做生生吃，做熟熟吃﹔燒火，將柴草鋪在灶口，斷腿夾火柴盒，斷臂夾火柴，劃十幾下劃著后，迅速扔到柴禾上，燃燒的柴禾時常燒著他的頭發和眉毛﹔吃飯，難度更大，開始他不會操勺捧碗，隻好把飯菜撒在桌面上，然后趴上去舔食，后來用斷臂夾勺挖飯吃，卻怎麼也送不到嘴裡去，飯菜洒一身、洒一地，急得他把斷臂一次又一次摔到牆上……就這樣，朱彥夫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歷經幾年的磨難、鍛煉，他又一次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一個無手無腳、沒有左眼的一級傷殘軍人再次站了起來，實現了生活基本自理。
朱彥夫所在的張家泉村，距離縣城45公裡，是沂源縣深山溝裡一個窮山村。回村后不久，他了解到，村裡許多人家吃了上頓沒下頓，窮得叮當響。全村500多口人，大多是文盲，農閑時節不是聚眾賭博就是結伙打架。這個時候他突發一個念頭，要消滅貧困，必須首先解決鄉親們文化知識上的貧乏，創辦圖書室。朱彥夫騰出自家四間草房中的一間作為圖書室，用母親做壽器的木板做書架，用一家人省吃儉用積攢的一點錢買了200多本書。就這樣，辦起了全村歷史上第一個圖書室，免費供大家借閱。
圖書室建起來后，朱彥夫又發現一個問題，許多村民根本不識字，有的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他便拿出自己的撫恤金，辦起了張家泉村的第一所夜校，利用在榮軍院學習的文化自任教員，義務教鄉親們識字。夜校離朱彥夫家1公裡多的山路，開始是妻子背他去，后來他堅持自己去。有一次，由於天黑路滑，僅存的右眼視力隻有0.3,朱彥夫走到半路就摔倒在雪地裡，使盡全身力氣掙扎了幾次都爬不起來。晚上7點半多了還不見朱彥夫來上課，學員們等急了，頂著凜冽的寒風去迎他。突然，學員們發現路旁雪地裡一個黑影在蠕動，他們慢慢靠近發現是朱老師，便一起圍上去，看著朱彥夫臉被劃破、滿身泥水、殘臂斷截處受了傷、兩隻假腿也已脫落，這些男子漢們都掉下了眼淚。他們脫下棉襖包起朱彥夫，把他抬回了家。
辦圖書室、辦夜校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山區裡絕對是件新鮮事，這使得朱彥夫在村裡威信提高。1957年，朱彥夫全票當選張家泉村黨支部書記。這一干就是25年。
"當村支書大小也是干部，不能讓群眾過上溫飽日子，就對不起老少爺們兒啊！"當選村支書后，他最大的心願就是讓村裡的父老鄉新過上好日子。要過上好日子，首先就是要吃飽飯。可當時村裡700多口人，隻有500來畝地，人均不到1畝，而且多是貧瘠的山地。一個大膽想法在他腦海裡浮現：造地！
為了了解村周圍地形地勢情況，在一個寒冷的月夜，朱彥夫自己一個人拄著雙拐走出村子，想爬到村南的封山頂上。走出村庄不久就開始艱難地爬坡，坡度漸大，實在走不動了，他就把雙拐放到路旁，卸掉假肢，用假肢的皮帶將兩隻假肢扣在一起搭在脖子上跪行。雖然殘腿上為戴假肢裹有襯布，但是布滿大小石塊的山路，仍硌的殘腿疼痛難忍，爬幾米他就坐在路旁石頭上休息一下，不知休息了多少次，硬是用殘腿跪著爬到了山頂。
借著月光，村庄面貌盡收眼底，他點起煙思索著，一項項計劃在他腦子裡浮現，他感到自己肩頭擔子的千斤重量。在回家的路上朱彥夫一不小心摔倒后怎麼也爬不起來，直到深夜家人和村民找到他才用椅子把他抬回家，妻子陳希永既疑惑又氣憤："大冷的天，自己出去干嗎？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怎麼辦？"可朱彥夫笑著說："沒事，我這不回來了麼。"
經過一個冬天，朱彥夫硬是用殘軀走遍了全村方圓1.5平方公裡內的6個半山頭、3條大山溝，17斤重的假肢經常磨得殘肢血肉模糊，有時晚上脫假肢都能帶下磨破的皮肉來。經過周密計劃，他帶領鄉親們利用冬閑時間開始了"造地運動".
先是在村北邊的山上開山造地，開出的石頭砌成堰，把土推平，經過一個冬天的奮戰，硬是在山坡上開出了80多畝"大寨田".第二年冬天，朱彥夫又和鄉親們開始了向山溝要地。有了經驗，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備。為了省錢，他在村裡建起了鐵匠房、木匠房，村民們自己制造、自己修理各種工具。當時村裡有三條大的山溝：趕牛溝、舍地溝、臘條溝，自古以來就是隻長荒草無法種糧。朱彥夫指揮村裡的青壯勞力，削高填低，硬是把舍地溝和臘條溝改造成了平整的良田。
能干但也不能蠻干，在填溝造地過程中，朱彥夫也充分考慮到了對生態的保護，在改造最深的趕牛溝的時候，他就想到這是夏季泄洪的主要通道，不能再像改造舍地溝和臘條溝那樣一填了之，既要平出土地，還不能影響夏季泄洪。經過反復的察看地形地勢，他決定採用起碹的方法，保留趕牛溝的泄洪功能。於是，在他的指揮下，鄉親們從村北1公裡外的褚家山運來石頭，先在趕牛溝上碹起一條高約兩米、寬約三米，長達一公裡的涵洞，然后再削高填低，在涵洞之上平出一塊旱澇保收的60多畝小"平原".經過6個冬天的奮戰，朱彥夫帶領鄉親們通過開山、填溝，為村裡新增200多畝良田，全村人均達到了1畝地，解決了張家泉村祖祖輩輩都沒有解決的吃飯問題。
此時的朱彥夫並沒有滿足。有了土地，但都是靠天吃飯的山地。為解決這些土地的灌溉問題和鄉親們的吃水問題，朱彥夫決定第二個戰役再帶領鄉親們打井。
他早就察看好了，在村西南方向的龍王廟旁有個泉眼，但由於攢不住水，泉水都白白流走了。還是利用冬季農閑時間，還是用那些自制的簡易工具，甚至砌井、修渠用的水泥都是在他的指揮下鄉親們自己燒制的。施工期間，滴水成冰，挖井的村民在井下一身泥一身水，回到地面濕漉漉的棉褲就被凍成了冰砣子，脫下來是啥樣，第二天早上還是啥樣，不會倒不變形﹔朱彥夫每天都在工地上一靠就是一天，他放心不下安全，放心不下工程質量，別人勸他隻要出出主意，聽聽匯報，在家指揮就行了，這裡太冷了。他卻說："冷麼？這比當年在朝鮮戰場上暖和多了！"經過一個冬天，一眼深6米、東西寬24米、南北長33米的大口井終於竣工了，張家泉村有了歷史上的第一眼大口井。此后的兩個冬天，朱彥夫帶領鄉親們一鼓作氣，又打出兩口大眼井。
在朱彥夫的帶領下，困擾張家泉村吃水和灌溉問題徹底解決了：朱家峪、澇窩、前井3口吃水井竣工，村民再也不用夏天吃山溝裡的水、冬天到1公裡外的鄰村挑水吃了﹔龍王廟、老泉頭、池家峪3眼大口井落成了，1500米長的高架水渠把水從村的西南端直接引到了東北端，原來靠天吃飯的山地都成了水澆地。
六十年代初，朱彥夫又成立了村林業隊，建起了40畝蘋果園，10萬株花椒園、2萬株桑樹園。從那開始，張家泉村的村民們口袋裡開始有了零花錢。到了八十年代，張家泉村憑借花椒種植早和多的優勢，一度成為輻射沂源、沂水、蒙陰三縣最大的花椒集散地，三縣70%的花椒從這裡走出大山走向全國。直到今天，這些蘋果園和花椒園仍然為村民們帶來可觀的收入。
吃飯吃水問題徹底解決了，能讓村民們早日用上電，成了朱彥夫發起的又一個沖鋒目標。從10公裡外的公社駐地引電到村裡，需要的電線、電杆、瓷瓶等物資緊缺，朱彥夫找到沿線十幾個村的干部，想分頭行動採購物資，可都怕操心費力，沒人響應，本村的干部也都發愁畏難。朱彥夫火了：光等著要等到什麼時候？有腳的不跑，我這個無腳的跑！
朱彥夫拖著殘疾身體，先后乘火車、坐汽車，到上海、南京、西安、勝利油田等地聯系材料，就是別人邀請他作報告機會他也不放過。在家裡，兩條假肢裝兩個小時就要卸一次，時間一長就捆得又疼又麻。可出門在外，一次要捆十幾個小時，還要上下車、走路、爬樓梯。傷腿磨破了，他咬牙堅持，一次次摔倒了，再一次次爬起來。有時在外找不到旅店，他就在路邊，枕著自己的假肢湊合一夜。
經過7年的努力，行程2萬公裡，終於備齊了架設10公裡高壓線路所需的物料。1978年，張家泉村成了方圓幾十裡第一個通上電的村子。
64歲的張吉才是朱彥夫的鄰居，說起朱彥夫對他家的救助，他滿心激動、熱淚盈眶。1977年，他5歲的兒子因患有肺炎住進了醫院，朱彥夫得知后趕到10公裡外的走馬坪醫院，把10元錢塞到張吉才的手裡說："錢不多，先拿著，給孩子看病重要，不夠我再想辦法。"2年后，張吉才的父親又生病住院，家裡實在無錢看病，就到村裡各家各戶借，跑遍了村子，因為大家都窮，想幫也沒能力幫。這時他又想到了老書記朱彥夫，但他又想："不行，不能再向書記借了，上次給我的10元錢還沒還呢。"可這事還是沒有瞞過朱彥夫。朱彥夫又從自己每月36.04元的撫恤金裡拿出30元送到了張吉才手裡。后來張吉才家裡有了錢，想還給朱彥夫，跑了好幾趟，可朱彥夫說什麼也不要。
村民褚秀才兄弟五個，家裡人多地少，經常吃了上頓沒有下頓。1971年，家裡實在是吃不上飯了，四弟餓得干瘦如柴。朱彥夫了解到情況后，回到家立即讓妻子送去五六十斤地瓜干，這可讓褚秀才一家人維持一個多月，成了褚秀才一家的救命糧。而這時朱彥夫一家人也吃不飽。
村民王忠蘭得了肝癌，孩子照顧不方便，朱彥夫就經常讓妻子做好飯菜送到她的家裡，有時連盛飯菜的碗也一起放下了，時間長了家裡的碗都不夠用了，他就讓妻子用煎餅包著飯菜繼續送。1992年他搬到縣城后，還專門回村裡來看望王忠蘭，並給老人留下了一些錢。
朱彥夫當村書記期間，出出進進為村子裡辦事，從來沒有在村子裡報銷過一分錢，幫村子看水利的、架電的上級來人，過了吃飯時間，沒有地方吃飯，都是他掏錢在自己家招待。25年來，他不僅沒有在生活待遇上向組織伸過手，而且多次謝絕組織的照顧，主動用自己微薄的撫恤金為集體辦事情、接濟困難群眾……他心裡時刻裝著的是村裡的發展、村民的冷暖。一次他外出作報告，人家要給他錢，他不要。后來為了表達心意，說要送給村裡兩台拖拉機，他就欣然答應了。有的單位為了答謝朱彥夫，送來一車化肥，他沒有留給自己，而是當即分給了每戶村民。
朱彥夫曾在日記裡反問自己，“我應當做個什麼樣的黨員呢？經不住風雨吹打，欲坐溫室嗎？或因殘廢而僥幸原諒自己，讓別人奉稱(承)幾句‘殘廢這樣重，還能工作，真了不起’而徒有虛名嗎？”
他沒有。他開始讀書識字，四肢殘疾，他卻帶著村裡鄉親致富。
年事已高，他辭去村支書工作，回家不久，卻再次迎難而上，他要寫書，用文字記錄這種生的力量。他把棉被疊成方塊，把兩腿放在上面，把寫字板放在大腿上，然后用嘴含著筆寫，口水順著筆杆往下流，稿紙就濕透了，寫不了幾個字，眼就疼。之后，又用雙臂抱著筆寫，時間一久，殘臂的傷口處就疼。寫錯了，他就重新再寫，無論在做什麼，隻要有了靈感，就馬上寫。寫好的書稿，一張一張的挂在床前，每天都要仔細看一遍。
家裡人說，當《極限人生》寫成時，最后頂多用了三分之一的字，那三分之二他不滿意，都揉碎扔了。
“人就要有志氣，有理想，困難能大過我在戰場上？人死都不怕了，什麼都不怕了。”——家人回憶他說過的話
目前，年已八旬的朱彥夫，患有多種疾病，長期臥床，但仍牽挂著張家泉村的父老鄉親。每當張家泉村"兩委"成員去縣城看望他的時候，朱彥夫都會詳細地向他們了解村裡發展得怎麼樣了、有什麼工程、村裡蘋果和桃子收入多少、村裡老人什麼情況、誰家還有困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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