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兩次外事談話與1978年歷史轉折
周錕
[摘要]1978年11月底，鄧小平與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和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的兩次外事談話，涉及很多國內政治問題，如明確支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當時的政治局勢，強調安定團結﹔提出要引導全國人民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等等。談話要點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后，引起很大反響，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發表打下了良好基礎。鄧小平在外事談話中往往會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應該重視研究這些重要談話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產生的影響，以及發揮影響的途徑和過程。
﹝關鍵詞﹞ 鄧小平﹔中央工作會議﹔外事談話﹔歷史轉折
1978年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歷史轉折，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輝煌道路，是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關於鄧小平在這次歷史轉折中發揮的作用，學術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研究“宣言書”——《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起草和發表過程以及內涵和意義上。而對鄧小平在1978年11月底的兩次重要外事談話，以及這兩次談話對歷史轉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怎樣產生影響，尚未見有相關專題研究，存在一定的空白。本文梳理鄧小平兩次外事談話對1978年歷史轉折產生的影響，以期為關於歷史轉折問題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鄧小平兩次外事談話的時機與內容
（一）兩次外事談話的時機。
這裡所說的兩次重要的外事談話，指的是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會見佐佐木良作率領的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以及11月27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時的談話。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和經濟問題。會前，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11月12日，陳雲在分組討論中指出：發展安定團結是保証黨的工作重點順利轉移的關鍵。為此，要解決“文化大革命”中遺留的一大批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得到與會者的強烈響應。由此，會議完全超出原有議題，討論了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適應工作重點轉移的需要、實行改革開放的方針，加強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內民主生活等重大問題，指出了中央在領導工作中的一些失誤。這次會議為隨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准備。
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時，鄧小平不在國內。11月5日，鄧小平開始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這三個國家，為我國爭取良好的周邊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分組討論中提出一系列意見時，鄧小平正在新加坡同李光耀總理會談。他是11月14日晚上才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馬上成為會內會外的主角。11月25日，華國鋒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講話，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和一些已經查明的重大錯案平反，這標志著黨內健康力量在爭論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鄧小平的這兩次外事談話即是在此之后的26日、27日。
（二）兩次外事談話的內容。
11月26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訪華團包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及其夫人等共11人。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鄧小平以回答客人提問的形式談了關於天安門事件、關於貼大字報、關於安定團結、關於自力更生與接受外援的關系、關於政府貸款等問題。鄧小平說：“過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價是不對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門事件是廣大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是革命行動，這是我們中央批准的，實際上就是我們中央表示的態度。”“有錯必糾是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對天安門事件處理錯了，當然應該糾正。如果還有別的事情過去處理不正確，也應該實事求是地加以糾正。勇於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當然，解決這樣復雜的問題總要有一個過程，現在時機成熟了。有人有一個錯覺，以為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又要亂，其實不會，人民是可以信任的。”“群眾是最希望安定團結的局面。現在不但中央的領導，地方的領導也一樣，都一心一意要搞四個現代化。搞四個現代化沒有安定團結的局面是不行的。”“我們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要把過去的問題了結一下，使全國人民向前看。”（《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437頁。）
再來看第二次談話。27日上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談了關於對毛主席的評價、關於對彭德懷重新評價、駁所謂“權力之爭”、關於大字報和安定團結、關於“文化大革命”、關於中美關系、關於美國從南朝鮮撤軍、關於蘇聯的霸權主義等問題。在談到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時，鄧小平指出：“中國人民都知道，沒有毛澤東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個歷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從來就提倡把馬列主義的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話。毛主席歷來反對本本主義。我們對待毛澤東思想也是一樣。你們大概注意到了，我們提倡要完整地、准確地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因為有些問題毛主席在世時不可能提出。按照馬列主義的原理，我們不能要求任何偉大的人物、偉大的領袖每句話在任何時候都是適用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38頁。）在回答一些大字報批判了一些中央領導人，是否說明不久將要把他們開除出政治局時，鄧小平指出：“不會。對一個人的評價不能隻看他一段時間的表現。”“群眾對有些犯了錯誤的同志，可以進行批評。這些批評我看基本上是對的。”“凡是錯誤的都要糾正。有些人一提到糾正就怕，好像一提糾正就是針對毛主席的。這個看法就錯了。現在，有人對我們進行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這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有議論。我認為，有這些爭論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現。你們的報紙有多少不同的議論！我們過去的報紙辦得太單調，所以現在一有爭論就有人以為是‘權力之爭’了。這是過去簡單化形成的這麼一種印象。”（《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38—439頁。）
鄧小平在這兩次外事談話中提出了很多重要觀點，在政治方面，鄧小平單刀直入，傳遞出三個明確信號：支持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對政治局勢，強調安定團結﹔強調要引導全國人民向前看，搞四個現代化。鄧小平的思路很清晰：一方面歷史遺留問題要解決，另一方面要迅速將力量匯聚到經濟建設上來，並要為此爭取良好的內部外部環境。此后的中國，正是沿著這個思路一步步向前發展的。
那麼，鄧小平的思路如何在歷史轉折中得到落實？這經歷了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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