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鄧小平兩次外事談話與歷史轉折的關系
（一）兩次外事談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揮作用。
鄧小平11月26日會見民社黨訪華團后，首先作出反應的是外國媒體。日本時事社當天以《沒有必要就天安門事件作出新的決定——鄧小平副主席談話要點》為題，將鄧小平的談話總結為19點。電文從北京傳到東京，日本共同社於當日晚進行了報道，美聯、法新、合眾、路透等西方四大通訊社也先后於當日晚作了轉播。對外媒的迅速反應及內容，新華社《參考資料》作了報道。
11月27日晚，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匯報有關情況。在這次匯報中，大家提出：鄧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談話可否傳達？華國鋒表示，談話可以傳達。這成為這次外事談話在會議上發揮作用的重要一步。中央工作會議秘書組於28日將談話印發給與會者。（參見於光遠：《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160頁。）
再來看鄧小平與諾瓦克的談話內容，發揮作用的速度更快。27日鄧小平與諾瓦克談話結束已經是中午12點10分，當天，新華社發了一則簡要消息。外交部新聞司編寫了《外國記者情況簡報》，反映了鄧小平談話的主要內容。新華社的消息發表於11月28日《人民日報》，與鄧小平會見佐佐木的報道同篇﹔外交部的《簡報》也於28日由會議秘書組印發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於是，鄧小平的兩次外事談話共同在會內發揮作用，他的思路逐漸為黨內所接受。
要評價這兩次談話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影響，把握鄧小平如何在歷史轉折中發揮作用，還要看鄧小平在這一期間的整體行動。
（二）兩次外事談話與鄧小平同期其他行動的關系。
鄧小平為推動歷史轉折所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可以分為三大類：外事談話、國內講話、“宣言書”的起草和發表。
首先，外事談話。上述兩次談話是典型代表，此外，鄧小平還在多次外事談話中提出很多重要觀點。緊接著上述兩次談話，11月28日上午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蒂爾，29日上午會見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七次訪華團，鄧小平都發表了重要談話。比如在會見竹入義勝時，他指出：“要搞四個現代化，就要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氣氛，求得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使黨內外廣大群眾心情舒暢。對過去有些事情，群眾不滿意的，也確實有錯的，要按照毛主席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把它糾正過來，把那些冤案、錯案了結了。”“這樣去引導全黨、全國人民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43頁。）本文之所以特別提11月26日和27日的兩次談話，原因在於這兩次談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傳達﹔而28日、29日的談話並沒有傳達，新華社的報道也極其簡略，在中央工作會議親歷者的各種回憶中更是完全沒有痕跡。即使后兩次談話對國內政治有作用，也是在前兩次談話基礎上的加強，實際作用不可等量齊觀。
其次，國內講話。最為典型的是11月25日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共青團中央負責人匯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后群眾的反映和北京市街頭大字報情況時的講話，以及前文所述27日晚鄧小平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各組召集人匯報時的講話。整體來看，國內講話與外事談話中心思想一致，基本觀點相同。鄧小平在外事談話中緊密聯系國內形勢，而在國內講話中則善於以國際視野來看待問題，考慮國內政局和政策的國際影響。他之所以提出人事安排上“隻進不出”的原則，原因即在於：“現在國際上就看我們有什麼人事變動，加人可以，減人不行，管你多大問題都不動，硬著頭皮也不動。這是大局。好多外國人要和我們做生意，也看這個大局。”（《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441頁。）可以說，鄧小平的國內講話與外事談話相輔相成，共同對國內政治發生作用。
最后，“宣言書”的起草和發表。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重要歷史文獻的形成、發表和意義，一直都是社會各界關注的對象，這裡不再贅述。值得研究的是，如何看待鄧小平這一系列行動間的相互關系。大致來說，“宣言書”的起草是鄧小平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花費時間和精力最多的事情，是他這一階段整體思路的集大成，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思想。“宣言書”產生了極其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在歷史轉折中發揮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這毫無疑問。但如同解放戰爭僅僅擁有“三大戰役”是不夠的，之前還需要一系列的中小戰役的勝利打基礎一樣，鄧小平此前一系列的國內講話和外事談話，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在“宣言書”發表前，這些談話和講話，將一系列鮮明觀點、明確信號和清晰思路表達出來，通過各種渠道在歷史轉折的關鍵進程中發揮了“先鋒”作用，為“宣言書”的發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三）鄧小平在歷史轉折中主要發揮引導作用。
鄧小平在歷史轉折過程中主要發揮的是引導作用。眾所周知，歷史轉折得以實現，最初是由於鄧小平提議中央工作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討論中的激烈爭論構成實現轉折的主要力量。這種力量不是來自鄧小平一個人，而是來自全體與會同志。甚至包括在會議上受到批評的一些同志，他們也沒有強行壓制會議進行，並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檢討，順應了局勢發展，客觀上有利於歷史轉折的實現。
轉折力量的爆發是針對解決冤假錯案等歷史遺留問題引起的，矛頭直接指向中央。這種力量是強大的，如果得不到恰當的引導，可能會造成黨的領導和人們思想上的混亂，這是鄧小平最不願意看到的。“破”然后需要“立”。鄧小平通過包括外事談話在內的一系列行動，舉重若輕地引導著各方力量團結一致向前看，保持安定團結，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這就是鄧小平在歷史轉折中發揮的最主要作用，當然這也得到了全黨同志的有力支持。
三、鄧小平重要外事談話對國內政治
經濟產生的影響值得研究以上討論的是一個具體歷史問題，由此可以得到一個啟發，即在鄧小平研究中應充分注意其重要外事談話對國內政治經濟產生的影響。
（一）鄧小平在外事談話中往往會提出許多重要的思想觀點。
在鄧小平眾多的外事談話中，我們能看到很多影響深遠的重要觀點。
比如，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弗蘭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林達光等時，就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思想。（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頁。）再如，1988年9月5日，鄧小平在宴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古斯塔夫·胡薩克時，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觀點。（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又如，1980年8月，鄧小平兩次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科學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打下了堅實基礎。還比如，1987年4月，他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一行時，闡述了影響深遠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等等。
從這些鮮活的事例中，我們不禁要為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深刻思想感到嘆服。那麼，為什麼鄧小平的許多重要觀點是在同外賓談話中提出的呢？簡單分析，至少有三個原因：
首先，從現實層面看，要考慮國內的接受程度。譬如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觀點，當時在國內提出的條件還很不成熟，所以鄧小平在國內講話中並沒有提及，包括這次外事談話，在很長一個時期也沒有在國內公布。
其次，可以向世界明確傳遞積極信息，為四個現代化建設爭取良好的外部環境。很多重要觀點，是鄧小平在為外賓介紹國內情況、闡述未來方向的時候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明確傳遞積極信號，保持穩定的外部環境。這一點在上述兩次外事談話中體現得很明顯，談的是國內問題，意圖是讓外界更了解中國的政策走向。
再次，外事談話中的坦率深入，妙語迭出，體現出鄧小平鮮明的外交風格。鄧小平在外事談話中不回避敏感問題，真誠坦率，既立場堅定又幽默風趣，思想深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外交風格。曾經採訪過鄧小平的法拉奇后來曾說過：“我所採訪的世界領導人中，沒有一個人能像鄧這樣坦率、深入地談論歷史問題，他超越了個人恩怨談歷史問題，是談得很深的。” （《偉人的睿智和風范至今難忘——英文翻譯施燕華回憶鄧小平接受法拉奇採訪》，《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
（二）外事談話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產生影響需要經過一個過程。
在關注鄧小平外事談話的同時，我們需要注意，從一次外事談話到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產生影響，需要經過一個具體的歷史過程。以同佐佐木的談話為例，鄧小平進行談話之后，首先經過了國外媒體的歸納、報道，總結為19條﹔隨后又經過中央工作會議與會者的獲悉、認同、請示、討論和傳達等諸多程序﹔最后由會議秘書組以會議文件形式下發，最終發揮出其影響力。如果不去探尋其中的過程，僅看到有關材料記載鄧小平曾經說過的隻言片語便下結論，往往會造成研究的失誤。
總之，鄧小平1978年11月底與日本民社黨第二次訪華團和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的兩次外事談話，黨史研究上一直沒有給予太多關注，實際上在歷史轉折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而發，在鄧小平研究中，應當充分關注一些重要的外事談話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產生的影響，進行歷史的、具體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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