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具有不同點的原因
毛澤東、鄧小平的治國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處的時代不同。毛澤東所處的時代，還是“革命加戰爭”的時代。“冷戰”時代，美國接連在中國的鄰國朝鮮、越南發動侵略戰爭，戰爭的威脅就發生在身邊，因此毛澤東不能不考慮戰爭的問題，並由此影響到他對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判斷。鄧小平所處的時代，已經變成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世界的局部戰爭雖然不斷，但都離中國較遠，因此可以安下心來進行經濟建設。
第二，回答的主要問題和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同。毛澤東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回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建國和鞏固新生的國家政權，因而考慮階級斗爭自然就多一些。鄧小平面臨的主要任務和回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盡快地糾正長期以來的“左”的錯誤，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趕上世界上先進的發達國家，因而考慮經濟建設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對國情的認識不同。要提出正確的治國方略，首先要正確地認識國情。毛澤東雖然也認為中國的特點是“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注：《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743頁。】但他認為這既是壞事，也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注：轉引自《紅旗》1958年第1期。】他這種雄心壯志是應該贊賞的，但他對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后的東方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估計顯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認識也不能一以貫之。在社會主要矛盾上，他提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會發展階段上，他原來認為中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可是在1955年9月發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中又改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認為中國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此后，他又認為中國可以很快向共產主義過渡，超越中國社會的發展階段，因而急於求成，急於過渡。直到經過“大躍進”的挫折，他才認識到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時間是不行的。但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又主張建立一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對國情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錯誤認識，是毛澤東長期犯“左”的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認真總結了過去犯“左”的錯誤的教訓，對國情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認識有了很大變化。對於國情，他認為中國有兩個重要特點：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決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還處在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會生產力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就是盡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決這個矛盾。由於對國情特別是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有了正確的認識，所提出的治國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國實際的。
第四，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同。要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正確認識國情以外，還應該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前面已經講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基本上是根據馬、恩、列、斯的論述和蘇聯的模式。他雖然對蘇聯的模式不滿，批評過斯大林的一些觀點，但他從根本上沒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僅認為社會主義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而且主張“一大二公三純”，建立一個逐步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貨幣、在分配上大體平均，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社會。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不正確認識，也是他在長期內犯“左”的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鄧小平針對過去對社會主義的錯誤理解尖銳地指出，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過去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認為，過去所講的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並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注：同上書，第63頁。】。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從而形成了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觀念。
鄧小平是在毛澤東之后擔任領導的，既繼承了毛澤東正確的方面，又總結了毛澤東的教訓，避免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因而在治國方略上有了巨大發展。他之所以能夠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的飛躍，與他對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糾正及正確方面的繼承和發展，是分不開的。
( 出處：中共黨史研究 出版日期：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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