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鄧小平治國方略之不同點
毛澤東、鄧小平在治國方略的基本方面雖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確實存在很多不同之處，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處。這種不同，是鄧小平對毛澤東正確方略的繼承並加以發展，對毛澤東晚年錯誤方略的糾正而呈現出的特點，其主要表現是：
第一，在怎樣治國的指導思想上對階級斗爭和經濟建設的認識不同。
不同時期治國的指導思想都有其不同的著重點。對於這個著重點確定得是否正確，會涉及整個的治國方略。在毛澤東時代，面臨著兩個工作重點的轉移。第一個工作重點的轉移是從農村轉向城市，對於這個轉移，毛澤東是清醒的，所以這次轉變是及時的、成功的。但是，對於第二次轉移，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必須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他的認識則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經說過，總的來講，毛澤東對經濟建設也是重視的，也想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盡快地改變我國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對於八大關於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認識在此后不久有了改變，隨著國外波匈事件的發生和國內反右派斗爭的開展，他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矛盾、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於是在1957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就開始否定八大的正確論斷。到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他進一步強調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並以此為指導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線。隨后，又提出要“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到“文化大革命”期間，更進一步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致使黨和國家在長達20年的時間中，犯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嚴重地干擾了經濟建設的進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面臨的只是一次工作重點的轉移，即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教訓總結毛澤東晚年犯錯誤的的歷史教訓，在1975年的全面整頓中，就將集中力量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綱”來抓。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教訓，倡議全黨果斷地拋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全黨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在這之后，他一再強調要鐵下心來，一心一意搞建設，不受任何干擾。為了保証這個工作中心不改變，他採取了幾條重要措施：第一，指導十三大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強調這條基本路線要一百年不動搖﹔第二，提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和根本任務，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第三，重申生產力標准，並提出“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是非的標准。當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國內都發生政治風波，一些人一再主張應當重新“以階級斗爭為綱”、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時候，他仍然沒有動搖。可以說，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這是鄧小平治國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點，也是對毛澤東正確治國方略的重大發展。
第二，在治國方式上對改革開放的態度不同。
前面已經說過，毛澤東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在革命戰爭時期，他就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堅持的城市中心論，創造性地開辟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他對於蘇聯模式也是不滿意的，曾試圖汲取蘇聯的教訓，對經濟體制加以改進，走出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也一貫主張加強對外交往，學習外國的一切長處。但是，他始終沒有完全打破蘇聯模式，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他雖然主張加強對外交往，但當他“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候，在對國際形勢的分析發生偏頗的時候，在相當一段時間自己封閉了自己。正如鄧小平所說：“建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困難”﹔“六十年代我們有了同國際上加強交往合作的條件，但是我們自己孤立自己。”【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第2卷，第232頁。】這種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視野，妨礙了經濟的發展，使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這個教訓，從1978年開始，鄧小平就主張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他尖銳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50頁。】他所說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他不僅要發展商品經濟，而且要實行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並不是資本主義所專有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以，他說改革是一場“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關於對外開放，他也不僅僅是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而是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實行了空前規模的改革開放，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因此，改革開放成為鄧小平最根本的治國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國途徑上對民主和法治的重視程度不同。
在理論上，毛澤東對於民主也是非常重視的。他一方面反對分散主義，主張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強調實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革命的首要任務之一。1944年，他在同黃炎培的談話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証黨和國家政權不變質，解決“歷史周期率”問題的根本途徑。1957年7月，他明確地提出了“造成一個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注：毛澤東：《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1957年7月。】的目標。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還提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注：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黨的文獻》1992年第5期。】，要求保証人民的權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又重點講了民主集中制問題，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對民主的看法有兩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將民主看作一種手段和作風，而不是把它看作目的和一種制度，這就難免出現堅持不夠一貫甚至個人專斷的現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並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結果反而破壞了民主。可以說，毛澤東雖然重視民主，但沒有找到一條實現民主的正確途徑。對於法制建設，毛澤東也是比較重視的。在他的領導下，新中國陸續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總的工作中，在操作機制上，他更重視政策的領導，這就很難避免隨意性和經常的變動性。與此相聯系，毛澤東經常採用搞政治運動的方法。建國以后，大大小小的運動幾乎沒有間斷過。這種方法既是沿襲戰爭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沒有真正重視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結果。因為沒有正常的渠道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到需要時就隻有靠搞運動。這種大轟大嗡的“群眾運動”，雖然看起來轟轟烈烈，在短期內能取得比較明顯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長久，而且往往帶來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帶來很大的破壞性。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運動，對國民經濟以至整個國家造成的破壞，都是無法估量的。
總結這個教訓，鄧小平特別重視民主和法治建設。首先，他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目標，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改革的總方向，都是為了發揚和保証黨內民主，發揚和保証人民民主”【注：同上書，第372∼373頁。】。其次，在強調民主的同時特別強調法制，強調制度建設。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他就批評過去那種把領導人說的話當作“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領導人的話改變了，“法”也就跟著改變的現象，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他再一次強調了加強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並規劃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藍圖。其三，帶頭廢止領導職務終身制，努力避免那種把黨和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個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現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擔任黨中央主席本來是眾望所歸，但他堅決不擔任此職，隻擔任副主席，后來隻擔任軍委主席，到十三屆五中全會連軍委主席的職務也退了下來，從而打破了主要領導人領導職務終身制的慣例，為我國領導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樣。在他的領導下，黨和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取得比較明顯的成效，各項法律、法規迅速制定出來，全國人民的民主觀念和法制觀念大大加強。到十五大，“依法治國”的口號明確地提了出來，成為我國當前基本的治國方略。
第四，在治國目標上理想和現實的成分不同。
治國方略必須從現實出發。毫無疑問，毛澤東是講究實際的，是注意從實際出發的。他向來重視調查研究，1930年就響亮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名言，認為一切決策都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首先要認清中國的國情。后來，他又一再強調馬克思主義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並把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作為黨的根本的思想路線和三大優良作風之一。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具有浪漫氣質，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論和實踐上脫離中國實際。比如，在社會主義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目標。所謂“大”，就是基層組織如人民公社的規模越大越好﹔所謂“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謂“純”，就是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越純越好。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他的一個試驗。1966年他寫的《五七指示》，更是這種理想模式的集中體現。為了實現他的這種理想，他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打亂他一手創建的黨組織和國家機關，甚至把一大批與他共同長期浴血奮斗的戰友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於他的這個理想模式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也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原則，就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結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沒有實現，反而給國家造成極大的破壞。后來他也逐步地認識到這一點，說他的一生能夠三七開就滿足了。
鄧小平既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也是一個偉大的實干家，處處體現出一種冷靜的、理性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三年困難時期，當一些地區的農民實行包產到戶的時候，他就借用劉伯承經常講的“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話，大膽地給予支持，明確提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頁。】這就是所謂的“貓論”。這個“貓論”，充分體現了他求真務實的現實主義精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的這種精神得到了進一步發揚。為了盡快地改變中國的落后面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他果斷地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重大決策，決定大膽地實行改革開放，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打破了原來那種以公有制、計劃經濟為特點的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建立起了一種完全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模式。為了保証經濟建設為中心，他明確地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判斷標准，即判斷事物的性質和是非，“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這個判斷標准，拋棄了那些空洞的爭論，實實在在，也完全體現了求真務實的精神。正因為鄧小平處處從實際出發，這20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才迅速取得明顯的成效。
除以上幾點外，毛澤東、鄧小平的治國方略還有一些不同點，這裡就不一一論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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