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創中國道路新境界
站在公元2013年的時代山巔，回望歷史，當下正是1840年以來國強民富“中國夢”實現與否的決勝時刻;眼觀現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探索能否最終凝聚為13億多國民“制度共識”的“中國道路”正在此一舉。
10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在11月9日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請審議《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使之成為新形勢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
十八大以來，從出台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力改“四風”;從“打鐵還需自身硬”的重整黨紀承諾，到“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從嚴治黨“組合拳”;從“壯士斷腕”力推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到連續取消、下放334項行政審批權和取消最低注冊資本的公司登記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六字已成為新一屆黨的中央領導集體統領各項工作的核心詞，也成為凝聚最廣大人民群眾思想共識的關鍵詞。
然而，既不同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時“窮則思變”成就的上下同心，也不同於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時卸下“計劃”包袱向市場經濟體制輕裝疾進的勢如破竹，更不同於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時駕馭全球化風浪的高歌長進，當前改革面對的現實：
一方面，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國際金融危機依然持續，全球化深刻調整，國際競爭格局進入新一輪大變革時期;另一方面，距離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僅有6年多時間，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大業最關鍵時刻……時間窗口之緊迫、利益調整之復雜、內外環境之多變、改革任務之艱巨、破解難題之眾多，堪稱空前、世所罕見。
人們在關注：舉世矚目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歷史意義何在?對未來社會發展的影響何在?對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設具有什麼樣的歷史意義?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轉折點上，中國共產黨如何帶領中華民族在21世紀完成兩個百年的歷史目標?
在此深刻大背景下，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審議的這部“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毫無疑問將不僅是新中國成立64年和改革開放35年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的實踐和創新的結果，更將是新時期“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躍升至“制度自信”新境界的現實來源和指導綱領。
具有全局戰略意義的深刻革命
從深化改革的角度看，十八屆三中全會，是繼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改革開放“大門”、十四屆三中全會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道路、十六屆三中全會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又一次全局意義上的戰略性深化和革命。
1985年3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自由民主黨副總裁二階堂進時提出了自己的論斷，“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就在於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制度層面新的躍遷過程。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第一個總體設計，也是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一座重要的裡程碑。”接受本刊採訪中，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王夢奎作為《決定》主要起草人之一回憶說，“我當時參加了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這方面的會議，知道改革的緊迫和工作的艱巨，也看到黨中央和國務院推進改革的決心和魄力之大。像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這樣大的利益關系調整，絕不是幾個起草文件的人能夠做到的;即使設計了方案，如果沒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有力領導，改革也是難以推行的。”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告訴本刊記者，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21世紀第一個十年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綱領，旨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等制度和機制，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最重要創新之處就是在改革和發展全局上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也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改革觀。”
新世紀第二個十年，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改革現實，在制度建設層面帶有上述三次改革所具有的變革性質和全局意義上的訴求。對於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而言，相比1978年、1993年和2008年，盡管面對著迥異的現實環境，且改革所涉領域擴展至全方位的“五位一體”，任務空前繁重和艱巨，但遭遇的改革情勢卻是相同的——中流擊水，不進則退。這樣的改革也必然拒絕棱模兩可、含混其詞，而直擊改革巨堅的肯綮所在。
因此，十八大報告不但繼承了十七大報告“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的論斷，而且在十八大閉幕一個半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此輪改革明確指出，“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改革開放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全面改革……”，“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而全面的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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