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創中國道路新境界
“民族自強運動”高潮期
從民族復興大業角度看，未來十年可謂1840年以來中華民族“民族自強運動”的高潮階段，同時面對的內外不確定因素和風險空前復雜。此時此刻，改革能否“背水一戰”實現質量和制度層面的發展道路創新，直接決定著復興大業是成功登頂還是功敗垂成。
新中國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向無數先賢志士致敬：……“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今天的中國夢，是5000年來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強精神的時代表達;是1840年以來、1949年以來，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洒熱血，默默犧牲奉獻，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深心切願。中華民族，已經並將繼續對人類作出偉大的貢獻。
1861年1月11日，清朝恭親王奕，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以洋務運動發端的“民族自強運動”自此肇事。
此后，無論是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中興名臣”操辦洋務“師夷長技以制夷”，康梁“百日維新”變法圖強，還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中國兩千年帝制，都未能改變中國百年落后挨打的局面。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才使中華民族徹底擺脫了倍受列強凌辱掠奪的悲慘命運，實現了人民的自由、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
採訪中，在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白鋼看來，民族自立只是“萬裡長征第一步”。隨后，在新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短短35年，中國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又一次在規模上走到了世界前列。
然而，胡應南認為，這種規模上的積累，更多來自於“過去那種資源消耗型經濟、環境污染型經濟、來料加工型經濟、房地產拉動經濟、重復建設投資型經濟等等低水平發展”，不但不能適應全球氣候變化大背景下綠色發展的全新時代要求，而且延續下去已經不是難以為繼的問題，而可能是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大倒退。
“我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又進入到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的關鍵階段。”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韓保江分析說，就現今中等收入國家的經驗教訓和我們自身存在的發展難題，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收入分配的調整、社保制度的建設等等，如不通過系統性改革予以解決，任何一場大的經濟危機或衰退都有可能引發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等廣泛領域的震蕩，甚至造成35年改革開放成果得而復失。
此時此刻，距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僅有6年多時間，距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民主國家”的第二個百年目標也隻有26年，我們決不能允許，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在距登頂咫尺之遙而毀於一旦這樣的歷史大悲劇發生。
1919年，29歲的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刊發《民眾的大聯合》一文稱，“我們中華民族原有偉大的能力!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94年后，接過“民族自強運動”接力棒的中國新的領導集體作出了歷史回應。3月17日，習近平在履新國家主席一職的講話就坦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是中國各族人民大團結的力量。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從社會主義道路角度看，以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造成史無前例的全球性貧富分化、經濟危機頻發以及民族宗教沖突向全球蔓延，使其冷戰后所謂的“歷史的終結”落空，“華盛頓模式”唯我獨尊的合法性面臨空前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通過此次改革在吸收市場經濟體制效率優勢的基礎上，實現最大多數人公平、公正和富足的制度創新，是人類擺脫新自由主義思想桎梏重新想象另一個世界的實踐指引。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化是資本主義內在邏輯所決定的，無法避免，並成為新世紀以來全球普遍性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擴大、國家不安定、地區差距加大與地區動蕩的深層原因。唯有始終追求超越自我、超越自私自利、追求天下為公的中國文化基因，與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理想、和現代工業文明相結合，才能擺脫資本主義對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的有形與無形的 制約。
“我們為什麼更多地關心謝頂，而不是瘧疾?”3月12日，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全球重大挑戰峰會上，微軟公司的億萬富翁創始人比爾·蓋茨痛斥“這個佔全球主導地位的經濟制度”，“若以人為本，那麼瘧疾疫苗是最迫切需要的，但它幾乎沒有獲得任何資金。如果您正在研究男性謝頂或其他東西，你得到的科研經費就會比這高一個數量級，因為它在市場上更具‘發言權’，而瘧疾等更加重要的疾病的‘發言權’則很弱。”
過去20多年來，這種資本對高額利潤的瘋狂追逐，已經進一步演化為全球性的經濟金融化，直接表現為虛擬經濟的無孔不入。第三世界論壇理事長、全球化問題專家薩米爾·阿明對此剖析說，在過去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資本力量主要是處於生產環節的資本，“但是，現在整個資本主義體系都被金融化了，實體經濟也被吸納到金融體系之內。”
例如，西門子作為傳統的制造企業，其利潤的60%來自金融業務，而不是生產制造，可以說西門子也變成了一個銀行。在壟斷集團的控制下，大部分的剩余價值不再被用來投資於擴張及深化生產系統，持續累積的唯一選擇是把這些剩余用作金融投資。包括能源、食品等人類基本生活用品都已經囊括到了金融資本的投機漁獵中。
“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化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加速擴大的原因，它產生不斷增長的剩余，而且以此自肥。”這位出生於埃及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從美國金融危機到歐洲債務危機，從“佔領華爾街”到開羅的“街頭起義”，都表現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日益加深全球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過程中的不可持續性。
與此同時，22年前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2011年11月22日在《金融時報》上發表了一篇《美國需要民主專政，不需要黨派斗爭》的文章，耐人尋味地認為，美國一直引以為豪的“三權分立”已經發生了變異，“美國需要民主專政，需要不受黨派斗爭、利益集團控制的技術行政官員，需要進行類‘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
其實，福山只是從“危機管理”的視角認識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長處”。在胡鞍鋼看來，社會主義中國有三大國家組織能力能夠最終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從基層組織和動員人民群眾的能力;堅持群眾路線，立足基層，進行民主決策的能力;中國共產黨以為人民服務為唯一宗旨的執行能力。
“由於中國共產黨時刻清醒地把屁股坐在最基層的廣大人民群眾一邊，方才保証了各機構、各地區朝著社會主義道路和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前進。”採訪中，胡鞍鋼由衷地告訴本刊記者，“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社會主義因素，是廣大人民最需要的因素，我們所談到的社會主義，是實實在在的，不只是意識形態的。”
事實上，早在2009年，曾於1989年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作出的“美國模式優於任何發展模式”斷言的福山，就在接受日本媒體專訪時調整了自己的觀點，“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客觀事實証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