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洲雁 曹前發 單勁鬆
[摘要] 《毛澤東選集》收入了毛澤東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這些著作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思想。編輯毛選是一件嚴謹細致的大事，毛澤東親自參加編輯工作，包括確定篇目、撰寫部分題解和注釋，並對一些文章作了重要訂正。編輯毛選依據的版本是豐富多樣的，從現存檔案看，以手稿或修改件為依據版本的文章佔比，隨卷數的增加而增加。毛澤東是黨內公認的學問家和文章大家，他一貫主張文章靠自己寫作，反對他人代勞。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嚴密而又科學的理論體系，毛選四卷中所收錄的文章，就是構成這一理論體系的一根根“柱子”。從這些文章中，我們能夠清晰地了解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豐富的全過程，體會到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重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理論總結。
[關鍵詞]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版本考訂﹔編輯依據
毛澤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的一生著述頗豐，共留下了逾千萬字的著作。其中《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一至四卷，收入毛澤東從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各個革命歷史時期的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著作159篇（其中有5篇是集納而成）。這些理論著作，反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歷史進程，集中體現了毛澤東思想。
長期以來，毛選編輯時依據的版本情況，並不為外界所知，以至多有不實議論。為此，我們依托中央文獻研究室現有檔案，通過查閱報紙雜志，考察了毛選一至四卷文章的版本情況。簡要介紹如下。
一、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 是一件嚴謹細致的大事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一些根據地和解放區就出版了多種毛澤東著作集，這對於宣傳毛澤東思想、教育各戰略區干部群眾，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它們都未經毛澤東本人審閱，也沒有經過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
隨著中國革命迅速走向全國勝利，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全黨、教育全國人民，已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思想文化戰線的一項重要工作。因此，由中共中央組織編輯出版一部權威的毛選，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主要成員有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等。其中一至三卷的編輯工作，是1951年3月至4月在石家庄西郊的一所保育院裡完成的。第四卷則於1960年2月至3月在廣州完成正文審定。當年5月24日至6月2日，毛澤東又審讀了第四卷的全部題解和注釋。
毛選的編輯出版是一件嚴謹細致的大事。毛澤東親自參加了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包括確定篇目、撰寫部分題解和注釋，並對一些文章作了重要訂正。
一是定篇目。他對文章的要求很高，選稿極為嚴格。比如第四卷中原來約一百萬字的清樣稿，被他選掉了一大批，上面都批著“此件不用”四個大字。
二是修改、訂正正文。對選集中收錄的個別文章的若干觀點，毛澤東在忠實於原稿的基礎上，根據后來認識的發展變化，進行了適當的補充和修正。
三是撰寫題解和注釋。這些題解和注釋，有的是技術性的，也有一些是對重要歷史背景的說明，還有一些是政治性和理論性的闡述。
在毛澤東和出版委員會的共同努力下，1951年10月毛選第一卷出版﹔1952年4月，第二卷出版﹔1953年4月，第三卷出版﹔1960年9月，第四卷出版。毛選四卷的出版，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項基本理論建設。毛選先后被譯成各少數民族文字，在全國各族人民中間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二、《毛澤東選集》 編輯的依據版本豐富多樣
毛選編輯的依據版本到底有多少？帶著這樣的問題，我們先后查閱了中央文獻研究室保存的1925年至1949年有關毛澤東檔案，同時查閱了毛選一至四卷編輯過程稿，並根據有關線索查閱了《中國農民》、《兩條路線》，《紅色中華》、《解放日報》、《新華日報》、《人民日報》等公開出版的報紙雜志。根據查檔結果，我們大致可以將毛選一至四卷收錄文章所依據的版本情況分為四個大類：
第一類為依據毛澤東手稿或毛澤東所作的修改件形成﹔
第二類為依據會議講話記錄稿、談話記錄稿，或有明確署名的抄件、油印件、鉛印件等形成﹔
第三類為依據在公開刊物上發表的署名文章形成﹔
第四類為雖然沒有明確署名，但有旁証是毛澤東撰寫的抄件、油印件或公開發表件，如新華社援引毛澤東某月某日談話，等等。
根據我們查閱的情況，可以看出毛選一至四卷的許多文章有很豐富的版本來源，有時候同一篇文章存在多種版本來源。當然，上述四類版本依據在判明文章著作權方面的重要性是有所區別的，其中第一類最高，第四類最低。總體上看，以手稿或修改件為依據版本的文章佔比，隨著卷數的增加而增加，到第四卷已達到80%。
為什麼不是所有的文章都有手稿、都能夠依據手稿來進行編輯？原因是：
第一，毛選一至四卷寫作時間跨度近24個年頭，艱苦的斗爭歲月、久遠的時間跨度，給手稿的保存帶來諸多困難。在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曾多次瀕臨生死存亡的邊緣，進行過數次大的戰略轉移，如長征、撤離延安、轉戰陝北等。在進行戰略轉移前，中央為防止有關機密落入敵手，根據相關要求，曾進行過大規模的文件銷毀工作。在文件銷毀的過程中，毛澤東一些手稿存在散失的可能。
第二，毛澤東身為黨和軍隊的領導人，黨務軍務繁忙，因此，在起草電報或寫作文章時，往往採用行書或草書。為了防止文章發表或電報拍發時出現因辨字不准造成的錯誤，毛澤東往往要求工作人員根據手稿抄正后再送閱或發送，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我們在查閱檔案的過程中，就經常發現在一些手稿、修改件、手抄件上，毛澤東批閱這樣的文字：“請抄正后再閱”﹔“抄正一份，再送我一閱”。有些文章則是先寫出初稿，抄正后修改，修改后又抄正，反復多次，直到他滿意為止。他的這種認真態度，就可能造成現存檔案中僅僅隻保留有抄件（最終稿），而手稿（初稿）反而遺失的情況。
第三，毛澤東的許多文稿，當年都是用毛筆書寫，佔了很多頁碼，戰略轉移的時候，為了攜帶方便，就讓工作人員用鉛筆或鋼筆抄寫在一張紙上，結果也造成隻有抄寫稿，沒有手稿的情況。
第四，許多電報發出以后，原稿當即銷毀，不再保存，這樣又造成隻有接收稿、沒有原稿即手稿的情況。
第五，在國民黨長期白色恐怖統治下，為保密起見，中共中央下發的一些機密文件，有時會要求收件人收到信件“閱后即焚”。因此，毛澤東手稿就有可能在轉送、轉抄的過程中遺失、銷毀。這種情況在檔案材料中都有清晰的反映。如《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1947年9月1日）一文修改件上，就有毛澤東如下批示：“內部文件，不得遺失”，“閱后焚毀”。
手稿保存不易，在戰爭年代是不難想象的。即便處於和平時期，我們要保存自己全部文章的手稿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此，期望毛選一至四卷中所有文章都依據手稿進行編輯整理，無疑是一種苛求。
三、關於幾篇重要文章的考訂
毛選一至四卷收錄的文章有159篇之多。限於篇幅，隻能抽取相對較為重要、具有一定代表性甚至是有爭議性的文章進行舉例，加以說明。
（一）關於《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文，是毛澤東為1928年10月4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收錄《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進行了文字上的修改，並改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
50天后，即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在交通不便的戰爭環境下，為了能將這篇報告送達中央，當時一共抄寄了3份，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轉中央，一份由中共湖南省委轉江西省委再轉中央，一份由吉安縣委交江西省委轉中央。即便如此，1929年3月，中央仍未收到該文。4月5日，紅四軍再次向中央報告時，又將此份報告附上。1951年編輯毛選第一卷時，所依據的就是湖南省委轉交中央的那個報告。該報告上款為“湖南省委請轉中央”。毛澤東親自將這一報告的題目改為《井岡山的斗爭》。1991年毛選再版時，又根據江西省委轉中央的版本進行了個別文字上的校訂。
毛澤東在這兩篇文獻中，系統地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它們寫作時間相差50天，所處的歷史背景，所面臨的情況，所要解決的問題大致相同，因此有著很強的關聯性。《井岡山的斗爭》因寫於《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后，所以在吸取其精華的基礎上，得以在思想上、理論上更加系統化和明確化。
這兩篇文章之所以是毛澤東的作品，一是因為其中闡述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毛澤東自上井岡山以來一直在探索、闡發和宣傳的，在當時和后來都廣為人知。
二是有旁証。當初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場的人很多，不少人都在回憶文章中証明了這件事情。關於《井岡山的斗爭》，也是如此。例如，當年參加過井岡山的斗爭、長征期間曾任紅一方面軍后勤部部長的楊至成就回憶說：凡是重要報告和文件，毛澤東都是親自撰寫，如《井岡山的斗爭》就是在1928年11月25日寫的。（參見中國青年出版社編《紅旗飄飄》第14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27頁。）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面推斷這兩篇文獻的作者是毛澤東。就是在1943年編的《兩條路線》上，可以查到《井岡山的斗爭》一文，原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署名為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兩條路線》是1943年由中央書記處編輯的文獻集，文獻集中所收錄的文章是經過嚴格考証的，也是為全黨所公認的。這就從側面証實了《井岡山的斗爭》的作者是毛澤東。根據《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內容上的關聯性，我們可以推斷，《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作者也是毛澤東。
（二）關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1930年1月5日寫給林彪的一封信，是對林彪1929年12月底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如何估計的來信的答復。毛澤東在復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悲觀思想，發展了“工農武裝割據”思想，並將其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聯系起來，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這篇文章也沒有手稿，我們是在《兩條路線》文獻集上查到了這篇文章，原題為《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署名毛澤東。還查到油印件一份，上面有一印刷前言，寫道：茲將“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印發各地，希各戰略區負責同志研究學習，並妥為保存不得遺失。
編入毛選時，毛澤東刪去了信中批評林彪的文字，並將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因是1948年2月12日，林彪給中宣部寫了一封電報，說：“這封信是1929年舊歷年毛主席寫給我的，現在當著刊行的時候，使我聯想起這件事來。這封信的內容是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的，因此我同意在黨內黨外公布這封信。但為著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隻公布信的全文，而不必公布我的姓名，就好些。”毛澤東尊重了林彪的意見。從林彪的信中不難看出，這篇文章確系毛澤東撰寫。
（三）關於《新民主主義論》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講演。隨后，毛澤東作了修改，20日在《新中華報》上節錄發表，題為《毛澤東同志講演——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2月15日，文章全文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20日，《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了全文，毛澤東將文章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來的。用他后來的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頁。）
毛澤東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科學概念，是在1939年12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明確規定：“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頁。）那麼，如何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呢？他在1939年10月4日寫成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給予了明確回答。文章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05—606頁。）
既然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那麼這個國家是怎樣的呢？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為新國家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宏偉藍圖。文章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進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行的。這兩個階段又必須相互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文章還系統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
至此，在1939年和1940年之交，毛澤東接連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體內容，把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勾畫出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輪廓。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是一次飛躍，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在檔案資料中，我們查到了上述幾篇文章的版本依據。其中《〈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公開發表在《共產黨人》創刊號（1939年10月20日）上，署名為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存有修改件，上有毛澤東修改痕跡。另外，我們還查到了毛澤東寫完《新民主主義論》后，給吳玉章寫的一封信：“吳老：寫了一篇理論性質的東西，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送上請賜閱正，指示為感！毛澤東即。”（《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頁。）
關於毛澤東寫作《新民主主義論》的情形，曾做過毛澤東警衛員的賀清華有過很詳細的回憶：“有一陣，毛主席接連幾天沒有睡覺，集中精力在寫《新民主義論》。”（《星火燎原》選編之五，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607頁。）無疑，這樣的辛苦是值得的，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講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對此，溫濟澤曾做過生動的描述：“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裡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溫濟澤：《征鴻片羽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頁。）
這篇文章傳到國統區，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理論的號稱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也不得不承認，自從讀到《新民主主義論》，“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葉青：《毛澤東思想批判》，帕米爾書店1974年第3版，第5頁。）。
20多年后，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時，曾說：“《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階段、后二十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四）關於《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1948年11月，在毛澤東的親自部署下，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聯合發起了淮海戰役。淮海戰役進展得較為順利，至12月初，我兩大野戰軍已殲滅了黃百韜兵團，正在圍殲黃維兵團，並同時包圍了杜聿明集團。劉伯承曾形象地將這一態勢比喻為“吃一個，挾一個，看一個”。12月16日，黃維兵團被全殲。由於殲滅杜聿明部已不成問題，遵照中央軍委的指示要求，中野和華野開始進行戰地休整，對杜聿明集團進行圍而不殲。杜聿明部在被圍困期間，斷草絕糧，飢寒交迫，軍心動搖。為了進一步瓦解敵人，我人民解放軍加強了政治攻勢。毛澤東為中原、華東人民解放軍司令部起草了《對杜聿明邱清泉李彌諸國民黨將領的勸降書》，向被圍困的國民黨軍隊陣地反復廣播。
這篇廣播稿曾刊載於194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報》。當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載了題為《不投降就要被消滅！我中原及華東司令部勸杜聿明等部速投降》的一篇報道。報道說：新華社淮海前線17日電：“人民解放軍中原和華東兩司令部本日發出對杜聿明邱清泉李彌諸國民黨將領的勸降書，原文如下。”此時報紙上所刊載的勸降書全文，與后來收錄《毛澤東選集》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除了少數地方作了文字改動外，在內容上幾乎一致。1960年在收錄毛選第四卷時，才將《對杜聿明邱清泉李彌諸國民黨將領的勸降書》改名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
關於被圍困中的杜聿明集團，毛澤東曾提出過由中央軍委修改播發勸降書的動議。12月16日，他為軍委起草致粟裕並告劉伯承、陳毅、鄧小平電，指出：“向杜、邱、李連續不斷地進行政治攻勢，除部隊所做者外，請你們起草口語廣播詞，每三五天一次，依據戰場具體情況變更其內容，電告我們修改播發。”（《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頁。）
那麼粟裕等人后來到底給毛澤東報送了怎樣的口語廣播詞，而毛澤東又對這個廣播詞進行了怎樣的修改？這是我們首先需要搞清楚的問題。
遺憾的是，我們在檔案中沒有找到《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也就是之前《對杜聿明邱清泉李彌諸國民黨將領的勸降書》）的手稿。因此，毛澤東對淮海前線起草的口語廣播詞進行了哪些改動，改動了多少，是否重新撰寫等問題無法給予確切回答。
幸運的是，我們在查找檔案的過程中，找到了此前不久毛澤東起草的《對國民黨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3頁。），通過這一廣播講話，可以從一個側面搞清楚《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的修改甚至起草情況。
《對國民黨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寫於1948年11月27日，共兩篇。此時，淮海戰役進入第二階段，國民黨軍黃維兵團被人民解放軍包圍在宿縣西南的狹小地帶。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連續播出五篇講話，勸該兵團投降。這五篇講話稿中，除上述兩篇全篇為毛澤東所寫外，其余三篇毛澤東都進行了修改。
毛澤東在起草這兩篇講話稿時，也曾專門去電前線，詢問有關情況。電報說：“劉陳鄧：請你們描述一些黃維兵團在戰場上的具體情況以便寫口語廣播。”毛澤東所起草的第一篇講話稿是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名義寫的。這篇講話稿共3頁，之前有一底稿，但毛澤東進行了重寫。講話稿用毛筆豎寫，原稿幾乎全部推翻。講話稿起草完畢后，毛澤東感到意猶未盡，又在上面批示：“喬木：原文立場不對。對黃維這樣的軍隊，不應要求他們‘反正’，而應勸他們繳械。並且措詞啰唆，不得力。”第二篇講話稿以中原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名義所寫，原稿共4頁，均為毛澤東的筆跡，用毛筆橫寫。
通過對比《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和《對國民黨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可以發現，這兩篇寫作時間相差僅20天的文章在結構上有相似之處，都是先向敵方實事求是地講清楚他們現在的處境，指出他們隻有投降一條路可走﹔再希望敵方仿照鄭洞國等人的榜樣，不做無謂的抵抗﹔最后作出實行寬大政策的承諾，保証敵方人員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兩篇廣播講話都是用數字說理，讓聽者從中做出自己的決斷。兩篇文章所取的態度是與敵方平等的態度，像與敵方拉家常一樣娓娓道來，動之以情，明之以勢，曉之以理，文風極為相似。
由於《對國民黨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寫於杜聿明被包圍前，考慮到兩文的相似性，《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應該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即使其初稿為他人所寫，但起草的時候肯定也學習、借鑒、參考甚至模仿了《對國民黨軍黃維兵團的廣播講話》的寫法和風格。而這篇文章的最后修改定稿者，則無疑是毛澤東！
四、毛澤東一貫主張 文章靠自己寫，反對他人代勞
在毛選第四卷中，收錄有毛澤東1948年1月7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同時特別強調給中央所寫的報告應“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毛澤東對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是這樣要求的，自己也是這樣帶頭做的。收錄毛選的文章，大多是他的得意之作，自然更不例外。
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匯報計劃工作時，曾經說過：“我是不靠秘書的，少奇同志也是不靠秘書的。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寫。隻有病的時候，我口講，別人給我寫。一九四七年寫《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就是我講，江青寫。她寫后，我修改。我修改后，又找恩來、弼時他們來談，再改。大家再看了以后，廣播。文章要別人寫是很危險的。那時批判國民黨的許多文章，新華社發的，都是我自己寫的。”（毛澤東在薄一波匯報計劃工作方法革命問題時的談話紀要，1964年8月20日。）
在戰爭年代，由於軍務繁忙，由毛澤東口授、經秘書或身邊工作人員記錄的文章還有一些。對於這類口述記錄稿，毛澤東都要下大功夫加以修改。如《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一文，檔案中就保存有兩件毛澤東的修改件。第一件為豎寫，從底稿的字跡上判斷，為胡喬木的記錄稿。毛澤東對這個記錄稿進行了大量修改，基本上是重寫了該文。修改完成后，他在原稿上批示：“喬木，此件請抄正一份，再送我一閱。”在送來的抄件上，他又進行了二次修改，最后才算定稿。
毛澤東不僅主張寫文章要自己動手，還尤其反對抄襲。1945年，他在七大作口頭政治報告時說：“我曾經看到過這樣的事情，把別人寫的整本小冊子，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這種事情歷來就有的，叫做‘抄襲’。這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總司令講的就是朱總司令講的，劉少奇講的就是劉少奇講的，徐老講的就是徐老講的，哪個同志講的就是哪個同志講的，都不要偷。”（《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9—350頁。）
毛澤東寫文章一貫是親力親為的。1939年成為毛澤東秘書的陳伯達曾這樣回憶：毛澤東的著作一般都由他親自執筆，不用秘書代勞。只是一些技術性文件，要秘書起草，以節省他的時間。他是著作巨匠，擅長寫作，他的著作別具一格，自成一體，非他人可以代筆的。毛澤東需要秘書動筆的，常常是他的演講。他在演講時，一般隻有很簡單的提綱，有時甚至是即興式發言，連提綱都沒有。這時，需要秘書作記錄，整理出講話稿，由毛澤東改定。（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頁。）
毛澤東不僅不讓秘書為自己寫作文章，還時常指導他們撰寫文章，並幫助修改。對於他改寫的這些文章，毛澤東從未將其據為己有。1943年的陳伯達即使在黨內，也還是一個不廣為人知的“小人物”，但正是在這一年，陳伯達卻因寫作《評〈中國之命運〉》一文，在黨內外“聲名鵲起”。國民黨知道了共產黨有這樣一個人物后，稱其為“陳逆伯達”。而《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是毛澤東給陳伯達提出寫作任務，也是毛澤東對原文進行認真修改，並決定文章由陳伯達署名發表的。多年以后，陳伯達仍清楚地記得，文章的開頭是毛澤東加上的。他說：“毛主席加上去的話，氣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遠遠比不上的。”（ 葉永烈：《陳伯達傳》，第155頁。）
胡喬木是1940年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他逐漸成長為“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本人署名的許多文章，有的是毛澤東授意寫作的，有的是他根據毛澤東在內部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寫作的，有的是他寫好后再經毛澤東修改、審定才發表的。胡喬木曾回憶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寫的絕大部分評論，都是毛澤東同志修改過的，有許多重要段落是他的手筆”﹔“毫無疑問，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胡喬木文集》第1卷序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當然，毛澤東不讓秘書代寫文稿也有例外。《毛澤東傳》詳細記述了田家英為毛澤東草擬黨的八大開幕詞的故事。這篇文稿是田家英連夜趕寫出來，經毛澤東親筆作了多處重要修改和補充，並送有關人員審閱修改后形成。《毛澤東傳》為此特別指出：“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和發言稿，從來不讓別人代筆，都是親自動手。八大開幕詞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別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見、並經毛澤東本人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而形成的一個集體創作。”（《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31頁。）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嚴密而又科學的理論體系，那麼毛選四卷中所收錄的文章，就是構成這一理論體系的一根根“柱子”。從這些文章中，我們能夠清晰地了解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豐富的全過程，體會到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實踐中的重大問題的深入思考和理論總結。
1962年，在與外國友人談到毛選四卷的寫作時，毛澤東說：我們經過28年的斗爭，才取得最后的勝利。當中也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我寫的文章就是反映這幾十年斗爭的過程，是人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不是憑自己的腦子空想出來的。先要有人民的革命斗爭，然后反映在我們這些人的腦子裡，才懂得並能夠寫出些東西來。因此我的那些文章，其實哪裡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那是中國革命戰爭活生生的總結，是黨和人民用鮮血和生命寫出來的。
正是從這個角度上，鄧小平主持制定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毛選四卷又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代表作。
〔作者唐洲雁，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濟南250002。曹前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編審﹔單勁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