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
[摘要]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工業化打下堅實基礎，傳統農業開始向現代農業轉變，人力資本水平大幅度躍升，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積累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兩個時期方向目標一致，具體工作上的不同做法，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國際環境、發展任務和發展條件決定的，不能互相否定。應借鑒兩個時期的共同經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推動各項改革協調推進，擴大人民對改革決策的直接參與和監督，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加強對“中國道路”的研究，推進理論創新。
[關鍵詞] “兩個不能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道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建設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可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對兩個歷史時期的評價，出現過兩種極端看法。一種完全否定改革開放前的30年，認為搞社會主義是“誤入歧途”，改革開放是逐步接受“普世價值”的過程，應該以西方為標准搞“徹底改革”﹔一種把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歸咎於改革開放，認為改革“搞過頭了”、“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這兩種看法盡管不同，但都是把兩段歷史對立起來，不利於深化改革、凝聚共識。
事實上，這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個歷史時期既互相聯系，又有重大區別，這種區別是在同樣的目標、同樣的基本制度下具體做法的區別，都是為了回答如何在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問題，無論否定哪個歷史時期，都不利於全面認識歷史。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區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回顧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程，習近平所提出的“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觀點是有具體的歷史內涵和現實意義的。
一、改革開放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不是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而是在前一歷史時期的基礎上進行的，不能以改革開放的成功來否定前一歷史時期。
第一，工業化打下堅實基礎。工業化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征。清朝洋務派和國民黨政府時期也曾推進工業化，但是由於制度落后和經濟依附性強，工業化進展緩慢。1949年，我國現代經濟成分不到10%，仍是典型的農業國（參見胡鞍鋼：《中國政治經濟史論》，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頁。）。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已初步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達到4100多億﹔棉紗產量增長3.5倍，達到293萬噸﹔原煤產量增長8.4倍，達到6.2億噸﹔發電量增長40倍，達到3000多億度（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1952年到1978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6%，高於世界同期的3%。（參見《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沒有前一歷史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我國就不能在改革開放后迅速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
第二，傳統農業開始向現代農業轉變。現代農業的重要特征是良種、化肥和機械化。新中國成立前，我國農業生產幾乎全為手工勞作。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工業化為農業提供了機械和化肥，另一方面農村組織集體勞動，開展農田水利建設、良種繁育。全國水庫庫容由新中國成立前200億方增加到1976年4200億方（參見董忠：《下決心解決農田水利建設滯后問題》，《中國發展觀察》2011年第2期。），修建了長達20多萬公裡的防洪堤壩和8.6萬個水庫，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參見王紹光：《堅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新中國成立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20世紀70年代末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於新中國成立初全國發電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耕作條件發生歷史性變化。（參見《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0—131頁。）這些基礎同改革之后的惠農政策結合起來，解決了人民吃飯問題。
第三，普及了基本醫療和教育，人力資本水平大幅度躍升。我國在新中國成立后普及了低水平但廣覆蓋的基本醫療、基礎教育，建立了勞動保險制度，包括健康、教育水平在內的人力資本水平大幅度躍升。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前的35歲增加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國的合作醫療制度被世界衛生組織譽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初級衛生保健的唯一典范”，並向全世界推廣。1979年，我國小學淨入學率達到93％，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參見潘維主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頁。）婦女解放也走在世界前列，人民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在新的環境下成長起一批有文化、守紀律、年紀輕、身體好的勞動力大軍，為后來積累了長達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成為支撐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有生力量。
第四，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結構的改善，是經濟發展和政治文明的前提。一方面，建立了一個公平的社會。社會公平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新中國使勞動者掌握了生產資料，打破了原有階層結構，普通工人農民第一次享有廣泛的政治經濟權利，激發了勞動積極性。我國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國家之一，因此有利於調動各階層人民參加改革的積極性，改革也受到人民的擁護。另一方面，社會組織化程度提高，農民第一次被組織起來，興辦文化教育等公共事業，結束了幾千年來一盤散沙的社會結構。
第五，積累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一五”計劃形成了蘇聯式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但很快黨和政府就對其進行了改革。一方面是經濟管理權力下放。20世紀5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毛澤東推動下，兩次把經濟管理權限從中央下放到地方和企業，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地方政府已經有較大的經濟管理權限，97％的企業是地方企業，縣域五小工業和社隊企業遍地開花，為改革開放后迅速形成競爭性市場結構創造了條件。（參見王紹光：《堅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甘陽：《通三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3頁。）另一方面是在基層經濟單位中實行民主管理、反對官僚主義。我們黨高度重視同腐化變質做斗爭，採取許多措施保持黨的純潔性，推動基層群眾直接參與管理，縮小了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在生產關系中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保護了普通勞動者權益、體現了工人階級的主體地位。
第六，營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億萬人民節衣縮食、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打破列強封鎖，不向霸權低頭。沒有30年的努力，就沒有“兩彈一星”，就沒有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就不能成為在國際上具有較大影響的大國。特別是，1972年中美關系大門打開，以及和一批西方發達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為后來的開放創造了條件。
由於受長期封建社會影響，加上缺乏建設經驗以及具體工作失誤，改革開放前也存在過許多問題，甚至出現過“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嚴重錯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作了正確的歷史結論。但更要看到的是，這30年畢竟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的社會經濟變革。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干部群眾仍克服各種困難，取得了不小的建設成就。前人吃苦，后人享福，這30年，是黨和人民同甘共苦、團結奮斗的30年，是胸懷理想信念、不信邪、不怕壓的30年。不僅為后一歷史時期留下了殷實的物質基礎，更留下了豐富的精神財富。
二、改革開放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又在具體實現形式上進行創新，和前一歷史時期是有機的整體
另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違背了社會主義方向，“搞過頭了”。也有人主張，改革力度還不夠，應該用西方標准，全面改造我國的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才算進行了徹底全面改革。這些看法都是錯誤的。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始終有兩條主線，一條是發展市場經濟、對外開放，一條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缺一不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一個歷史性創舉。既不能用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來否定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也不能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把改革開放引向錯誤方向。
第一，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從佔全球2%增長到10%，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些都是中國自近代以來空前的成就，是無數革命先烈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也是對改革開放前幾十年艱辛探索的延續和回報。否定了改革開放，也就否定了新中國的整個歷史。
第二，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是一貫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路線方針，並且將其定為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鄧小平說，“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71頁。）“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以使中國百分之幾的人富裕起來，但是絕對解決不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富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4頁。）。歷屆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是一以貫之的。
第三，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成就，歸功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的成功結合。一方面，商品經濟充分發展，是歷史的必經階段，我國的生產力還遠遠落后於發達國家，必須經歷一個相當長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去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參見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頁。），而不能繞過這個階段。另一方面，世界上從來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全面市場化改革”（除了馬克思主義學者之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大量學者持這一觀點，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自由市場的墜落》，〔美〕斯蒂格利茨著、李俊青等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版。）。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也廣泛引入宏觀調控、政府干預、國有經濟、社會保障等社會主義因素，來彌補市場的不足。我國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既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又通過政府調控、監管以及發揮公有制的引領、調節作用。例如，我國國有經濟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在高鐵、航天等領域走在國際前列，國企還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責任。我們發展國有經濟，搞宏觀調控，並不是“回歸計劃經濟”和“走回頭路”。再如，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不僅成為發展規模經營的基礎，而且為廣大農民工提供了社會保障，降低了勞動力成本，保障了農村穩定。形成對照的是，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的戰略性產業為外國控制，一些國家的失地農民涌向城市，形成貧民窟。這些都說明，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既歸功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確立，又歸功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前30年打下的基礎，單純強調哪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可能有這樣高的發展速度。沒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不能很好地克服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當然，我國市場機制還有不規范的地方，政府行為也有不少越位或缺位的地方，需要我們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擴大人民民主，規范政府權力。所以，我們既不能因為市場機制自身的缺陷而否定市場經濟，又不能因為政府職能還不完善而相信“市場萬能”。
第四，在改革開放中，社會建設和民生保障不斷改善。改革開放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社會建設也是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發展並不能夠自動帶來民生改善，而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完善制度。資本主義國家歷經百年，才建立了資本主義的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而我國是先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后引入市場經濟，所以盡管在市場經濟初期也出現了勞資矛盾、看病難、上學難等民生問題，但國家也在調整相關政策，並取得初步成效。以近年來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為例，我國用不到10年的時間，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醫療保障網，基本完成全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人民群眾“病有所醫”邁出了關鍵性步伐（參見孫志剛：《積極穩妥開展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切實減輕人民群眾看病就醫負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網（http：//www.sdpc.gov.cn/shfz/yywstzgg/ygdt/t20120904_503697.htm）。） ，這同一些國家的醫改舉步維艱形成了鮮明對照，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相繼實行西部大開發、低保、免費義務教育、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農村養老保障制度，這都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體現。雖然在改善民生方面還存在不少突出問題，但同發達國家早期階段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解決民生問題力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隻要堅持深化改革，加大投入力度，強化政府責任，這些問題一定能夠早日得到解決。所以，不能用民生領域暫時存在的不足來否定改革開放。
雖然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具體做法區別很大，但其目標和方向始終是一致的，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以實現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為奮斗目標。無論是改革開放前還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發展的一切成就都是億萬人民共同創造的，無論否定哪一段歷史時期，都是人為制造對立、撕裂社會共識、打擊民族自信，絲毫無益於改革的推進。
三、兩個歷史時期的不同做法，一定程度上是由不同的國際環境、 發展任務和發展條件決定的，不能互相否定
兩個歷史時期在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一個重要原因是兩個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國際環境、發展任務和發展條件。現在有條件做的事，以前未必有條件，適合以前的發展戰略，未必適合現在。對於這些情況，不能用一個歷史時期來否定另一個歷史時期。
第一，兩個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國際環境，決定了對外開放有先有后。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沒有全面開放，並非是主觀上要閉關鎖國，而是在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格局下，我國堅持維護國家利益，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此外我國產業基礎差，不加選擇地開放，難免會像新中國成立前那樣淪為經濟殖民地。隨著我國國防和經濟實力加強，相繼取得了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建交等重大外交突破，不斷積累實力和擴大國際空間，對外開放的條件不斷成熟。同樣，即使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也沒有無限制地開放，而是始終按自己的需要，有順序、有步驟、自主性地擴大開放，不能把兩個歷史時期簡單地說成封閉和開放的對立。
第二，兩個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發展重點，決定了經濟建設分輕重緩急。改革開放前，人民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不快。但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既不能像英美等國家那樣，通過對內圈地、對外擴張來完成原始積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通過犧牲主權、充當大國的軍事基地來換取經濟援助，隻能集中國內的有限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是實行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毛澤東所說：“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頁。）。改革開放后，重工業已有一定基礎，才有條件調整發展戰略、引入市場經濟、發展消費工業。如果不及時完成這個轉變，就會像蘇聯那樣，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引發各種社會問題。正是前一歷史時期的積累，才換來后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這是一個先后遞進的過程，不能相互否定。
第三，兩個歷史時期我國都沒有照搬書本和國外模式，不能以是否符合書本和國外模式作為評價兩個歷史時期的標准。有觀點認為，改革開放之后的做法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斷，因此要否定改革開放。也有觀點認為，隻有改革開放之后的做法符合西方經濟理論，因此要否定前一個時期。這些看法都不正確。前一歷史時期，雖然我國受到蘇聯模式的很大影響，但是也對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進行了積極探索。后一歷史時期，我們也沒有照搬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而是獨立自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把蘇聯模式作為社會主義的樣板，把純而又純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這是一種教條主義。把西方模式作為改革的樣板，甚至認為隻有搞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議會民主政治，才算是真正搞了改革，這同樣是一種教條主義。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西方社會也在深刻反思如何彌補市場失靈的問題，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這方面做得更好。總之，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那些用理論教條和外國模式來否定我國做法的觀點，都不利於實事求是地探索我國的發展道路。
第四，我國發展起點落后，不少做法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選擇。對此可以總結教訓，但不應求全責備。改革開放前，雖然存在積累率過高、大鍋飯、束縛個人自由等問題，但是畢竟在短時間內實現了工業化，保障了民族獨立和基本民生。發展中國家容易出現的劇烈貧富分化、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健康和教育水平停滯、社會動蕩、經濟命脈被外國控制等問題，我國都成功避免了。我們堅持“既無外債又無內債”，雖然暫時增加了負擔，但避免了像拉美以及新中國成立前的債務危機和惡性通貨膨脹。在后一歷史時期，我國實行漸進式改革，避免了蘇聯和東歐等國“休克”療法帶來的問題。對這類情況，既要看到現實中的不足，更要看到避免了更嚴重的問題。不能做事后諸葛亮，根據想象中的理想模式，完全否定實際的做法。
四、借鑒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總結歷史是為了開辟未來。講“兩個不能否定”，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在充分交換、比較、反復的基礎上，超越“左”和右的兩個極端，通過辯証思考，樹立科學的新改革觀，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一，在改革方向上，要堅持社會主義，同時不斷發展社會主義。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人民日報》2013年1月6日。）同時，他要求不斷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對改革開放性質和方向的科學回答。社會主義是中國道路的核心，是中國最大的軟實力。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在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而艱難探索，中國共產黨最終找到了這條新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仍然是社會主義，它沒有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價值——消滅剝削、消滅壓迫，擴大普通勞動者的經濟和政治權利，實現共同富裕，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這個前提下，要不斷豐富社會主義的實現形式。在新科技革命條件下，經濟發展模式、市場結構、社會結構都發生深刻變化，如何把社會主義制度和現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信息技術結合起來，有許多值得探索的新課題。
第二，在改革重點上，更加注重增進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歷史告訴我們，公平和效率不是對立的，而是互為前提、互相促進。改革開放初期，之所以進行得比較順利，一個重要前提是收入分配比較公平，沒有特殊利益阻礙，各個群體都有較強的創業機會和消費能力。我國當前產能過剩、內需不足，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較大和社會保障水平低。這個問題不解決，產業升級、擴大內需、結構調整都無從談起。從國際上看，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隻有以更大力量來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才能使經濟社會發展重新恢復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國走入新階段的必然選擇。
第三，在改革切入點上，以社會建設為抓手，推動各項改革協調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改善民生並重，是兩個歷史時期的共同經驗。當前，解決經濟問題，僅僅靠抓經濟本身已經不夠了，必須加強以保障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既有利於凝聚改革共識，又有利於擴大內需、促進服務業發展、解決就業、提高人力資源水平，還能夠培養群眾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精神和能力，有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揚人民民主，實現經濟、政治、社會等領域的改革協調推進。
第四，在改革動力上，堅持群眾路線，擴大人民群眾對改革決策的直接參與和監督。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群眾直接管理上層建筑的權利逐步落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尊重基層群眾的首創精神，問需於民、問計於民。近年來，不少地方在網絡問政、開門決策方面作了許多探索，這些做法應該進一步探索，這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擴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有效途徑。隻有走黨的群眾路線，擴大人民的直接參與，才能保証改革的正確方向，克服既得利益干擾，使改革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第五，在改革的組織保障上，鞏固黨的群眾基礎，健全優化基層組織。我國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很大不同，在於我們黨的組織扎根基層，具有很強的政治整合和動員能力，這是我們黨執政力量的來源，也是我國的制度優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利益多元化，一些基層組織軟弱渙散，這對於維護基層群眾的利益、鞏固黨的執政基礎都是不利的。應當在新形勢下繼續鞏固黨的群眾基礎，把基層組織建設同改善民生、加強社會管理、擴大群眾和基層黨員對改革的有序參與結合起來。
第六，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加強對“中國道路”的研究，推進理論創新。道路決定命運。我們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不是為了標新立異，更不是為了回避矛盾、拖延改革，而是因為無論哪種現成的發展模式，都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我們曾經照搬蘇聯模式，走了彎路。改革開放以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推行絕對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東歐、拉美不少國家照單全收，導致嚴重經濟社會危機。國際金融危機打破了對自由經濟的迷信，現在連歐美自己都在深刻反思，我們為什麼還要照搬呢？走自己的路，當然要付出更加艱辛的努力，但是中國的問題隻有中國人自己想辦法解決。走中國道路，不是要排斥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而是為了全面認識中國發展的規律，形成建立在科學分析基礎上的自信，既不迷信傳統社會主義，也不迷信西方鼓吹的“普世價值”，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道路。
60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實踐沒有止境，理論創新也沒有止境，要奮斗就會有犧牲，要探索就會有曲折。隻要不斷實踐、向群眾學習，善於總結歷史經驗，就一定能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越走越寬廣。
〔作者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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