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峰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是鄧小平革命生涯的重要時期，后來鄧小平諸多經濟思想早在這一時期就已初露端倪。他在工農業生產、減租減息、統一累進稅、減輕農民負擔、商業貿易、貨幣金融、經濟人才培養等方面，形成了系統的經濟建設的思想脈絡，為根據地打破敵人經濟封鎖，戰勝經濟困難，發展社會生產，起到了指導性作用，同時也為他新中國成立后思考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與實踐基礎，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關鍵詞]鄧小平﹔抗戰時期﹔晉冀魯豫﹔經濟建設
抗日戰爭時期是鄧小平革命生涯的重要時期，后來鄧小平諸多經濟思想早在這一時期就已初露端倪。他在極其艱苦的革命環境中，結合晉冀魯豫邊區經濟狀況和實際，對邊區經濟建設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實踐，發表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文章和講話，在工農業生產、減租減息、統一累進稅、減輕農民負擔、商業貿易、貨幣金融、經濟人才培養等方面，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思想脈絡，為根據地打破敵人經濟封鎖，戰勝經濟困難，發展社會生產，起到了指導性作用。
抗戰時期鄧小平經濟建設思想是與對敵經濟斗爭緊密相連的。鄧小平指出：“敵后的經濟戰線，包含了兩個不能分離的環節，一是對敵展開經濟斗爭，一是在根據地展開經濟建設。沒有對敵斗爭，談不上根據地建設，沒有根據地建設，更談不上對敵斗爭。我們各種具體的經濟政策，都是照顧了這兩
方面而訂出的。”（《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頁。）這一論斷為晉冀魯豫根據地經濟建設指明了方向和出路。同時，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今后斗爭更加殘酷，抗戰勝利還要經歷一個相當的過程”，因此，他強調“百倍地加強經濟建設的領導，應該是今后始終貫徹的方向”。（《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6頁。）
一、發展根據地工農業生產
（一）以糧食為主的農業生產。農業是抗日根據地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安定的基礎。農業生產的發展不但為抗日根據地軍民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來源，而且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著重要的物質支持。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地處廣袤的農村，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意義更為重大。對此，鄧小平指出：“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戰時糧食普遍缺乏。我們處在農村隻能以農業生產為主。敵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糧食的供給，我們有了糧食，不但軍民食用無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糧食和其他農業副產物去同敵人斗爭，並能換得一切必需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0頁。）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各級黨和政府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制定了一系列的農業政策和措施，創建了專門領導農業生產的組織機構，培養和訓練了一大批具有農業知識的專業人才。同時，廣泛“發動人民的生產熱忱，反對懶漢，組織勞動力並實行調劑，改良種子，解決牲畜農具的需要，發動兒童拾糞，號召婦女參加生產，調解租佃關系和主雇關系，以及發動植樹、修渠、打井、造水車等事業”，“同時政府每年還舉辦了數百萬元到千萬元的低利和無利的貸款”。（《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1頁。）由此，晉冀魯豫根據地的農業生產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保証了根據地軍需民用。
（二）以手工業為主的工業生產。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處於交通不便的經濟落后地區，同時在日偽和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封鎖下，面臨著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根據地基本上沒有什麼工業生產，工業品更是極端匱乏，連最普通的墨水、鉛筆、火柴也必須從敵佔區進口。對於此種情況，鄧小平有著明確的認識，“手工業的發展還是不夠的”，“這裡沒有外來的洋油、香煙、肥皂和奢侈品”。（《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2頁。）
為了解決根據地軍民對工業品的需求，擺脫對敵佔區、國統區的工業品依附，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晉冀魯豫根據地各級黨和政府，創辦了大量分散的紡織廠、服裝廠、制鞋廠、皮革廠、造紙廠、印刷廠、制藥業、小煤窯等。同時，在鄧小平的號召下，邊區各級黨和政府廣泛發動組織群眾參與手工業生產。以紡織品為例，冀南區差不多每兩人一架紡車，每六七人一架織布機。鄧小平還率先垂范，身體力行，從繁忙的政務中抽出空閑來紡紗，進一步提高了根據地民眾發展手工業的熱情。由此，“手工業，特別是家庭紡織業，近年來有了相當的發展”（《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1頁。）。鄧小平也對手工業的發展感到欣慰，他指出：手工業的發展“現有的成績已經大大地減少了敵佔區貨物的輸入”，“自制的香煙等已夠本區供給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織物和紙張，能夠往外運銷。我們所缺少的是食鹽和火柴，來源雖並不困難，但現在也正逐漸制造火鐮作為火柴的代用品”。（《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2頁。）以手工業為主的工業生產的快速發展，與農業和其他行業的發展互為補充，共同促進了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經濟發展。
（三）生產獎懲制度與提倡生產節約。為了發展生產，渡過災荒，1943年9月21日，晉冀魯豫邊區和一二九師聯合召開了全邊區生產動員大會，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他在會議上作了《努力生產，渡過困難，迎接勝利》的報告，具體闡釋了開展大生產運動的重大意義和作用，同時提出了制定“獎勤罰懶”賞罰制度的建議，要求邊區各地為促進生產發展，反對貪污浪費，提倡節約，努力生產。他指出：“必須建立賞罰制度，在《命令》中規定，個人生產模范、勞動英雄，給予100元到200元的獎金。有些同志說，這是否過高了？我說不高。這是由於其勞動所獲得的，又不是貪污所得，是應該的。對於懶惰不積極的，要給予處分。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否則，賞罰不明，就不能將一項工作做好。”隨后，《新華日報（太行版）》轉載了鄧小平這份報告的摘要，並將獎金額度提高為“200元到300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
1944年4月1日，為了提倡勞動與節約，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由滕代遠、楊立三制定的《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即《滕楊方案》）予以公布。《滕楊方案》以毛澤東和李富春提出的“公私兼顧”、“先公后私”、“公私兩利”原則為基礎，進一步批判了經濟戰線上“一切歸公”、“反對私有”的錯誤觀點﹔提倡勞動，獎勵勞動，隻要是勞動所得，本人就有權享用，生產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節約，獎勵節約﹔提倡私人積蓄。這個方案還指出，在生產中公私兼顧使集體和個人通過生產節約都能增加收入，從而進一步確定了集體單位和個人生產節約、獎勵分紅原則。方案規定參加集體生產和節約所得以“二八分紅”（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則，個人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手工業生產的70％歸己。個人採集野菜，飼養雞、兔、蠶、蜂“全歸自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第58頁。）《滕楊方案》的公布，進一步推動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
鄧小平關於獎勤罰懶的生產獎懲制度與提倡生產節約的思想，得到了晉冀魯豫根據地廣大黨政軍民的熱烈擁護和支持，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與主動性，對克服敵偽的經濟封鎖，戰勝自然災害，改善軍民生活，提高部隊的裝備和戰斗力，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四）加強經濟人才隊伍建設。經濟人才是經濟建設和對敵經濟斗爭的助推力，是抗日根據地推進經濟建設各項事業的第一資源和重要動力。經濟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十分復雜，有不同於其他事業的一般規律。這樣，抗日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就需要有一支精通經濟工作的人才隊伍，來貫徹落實黨在經濟戰線上的路線、方針、政策，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對此，鄧小平指出：必須“將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經濟戰線上去，幫助他們積累經驗，才能使經濟建設獲得保障”（《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6頁。）。通過培養與鍛煉經濟人才，讓其投身於經濟實踐和經濟斗爭之中，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培養了一大批經濟本領過強、業務素質過硬的經濟人才，造就了一支具有豐富經驗的經濟人才隊伍。他們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各條經濟戰線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根據地財政經濟的健康發展，有效地實施對敵經濟斗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二、減租減息、減輕農民 負擔與統一累進稅
（一）實行減租減息，解放農村生產力。抗戰前夕，邊區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少數地主手中，廣大農民處於地主的重租高利盤剝之下。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上首次將減租減息政策作為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政策之一。晉冀魯豫根據地創建伊始，即提出了“二五減租”和“分半減息”的口號。但是，減租減息政策並未很快得到貫徹落實。對於減租減息政策的重要性，鄧小平指出：“減租減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給發展生產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凡是減了租息的地方，廣大勞動人民的抗戰熱情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增強了。”（《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0頁。）
為了廣泛開展減租減息運動，1941年4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了《對晉冀豫邊區目前建設的主張》，要求根據地各地“切實實行減租減息，減租一般以二五為原則，減息減至一分半為標准”（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太行革命根據地史料叢書之四：政權建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頁。）。為了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鄧小平指出：“在減租減息之外，政府還規定必須交租交息。以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穩定各階層的關系，加強各階層的團結，號召各階層人民努力生產積蓄，由自給自足向著豐衣足食的道路前進。”（《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0頁。）對於減租減息運動中如何對待地主的問題，鄧小平提出了“打”與“拉”的辯証關系，要“打中有拉，拉中有打”。“在打的時候，應更多採取說理方式，爭取開明分子來影響其他地主實行減租減息，即使他們假開明，也有好處，也應鼓勵﹔隻有對個別頑固分子，才經過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實行斗爭的方式。在拉的時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別要教育群眾自動地去團結地主。”（《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71—72頁。）這進一步明辨了是非，為批判與糾正錯誤傾向指明了方向。
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在邊區全面鋪開，並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成為敵后抗日根據地中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減租減息政策的典范。例如太岳中條區，“1942年5月開始了反貪污斗爭，至11月后即轉入減租減息。在中心地區的15個編村中，共減去谷子1400石，退回押租26萬元，收回押地1503畝，抽回典地507畝，抽回混合地4000多畝，抽回房子229間”（《戰斗》，第89期。）。
（二）減輕農民負擔，打下堅實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在革命與戰爭的環境下，農民處於社會的最底層，負擔很重。他們不但要以很低的收入維持生活開銷，還要被迫接受各種軍隊攤派的軍費，以及鄉村地主階級的剝削壓榨。因此，減輕與解決農民負擔問題，是關乎民心向背的關鍵。鄧小平指出：“經驗証明，誰關心人民的問題，誰能幫助人民想辦法去和敵人斗爭，保護人民利益，誰就是群眾愛戴的領袖。”（《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41頁。）
鄧小平在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擔任主要領導時，即非常重視解決農民負擔問題。他指出：“在敵佔區，敵人實行了無窮盡的人力、物力的掠奪。人民的負擔超過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糧食、金錢沒有了，還不得不以家具折價繳納負擔。”（《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79頁。）鄧小平不僅在一些指示、報告或文章中多次提出要減輕農民負擔，進一步闡述減輕農民負擔的思想，而且還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積極致力於減輕農民負擔的理論探索和實踐創新，在實際工作中積極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一系列政策。
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在減輕農民負擔政策上，“實行的是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原則，是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的配合，既照顧人民的負擔能力，又照顧抗戰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負擔辦法適合於獎勵發展生產的需要。上面所說的‘存糧存款不負擔’等法令，都是為著這個目的：減輕人民的負擔”。“在敵佔區和游擊區，我們採取了減輕人民對敵負擔、保護人民的利益的方針，作為一切敵佔區政策的出發點。”（《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3、85頁。）正是這種對農民的深切了解與認知，與農民利益休戚相關的立場和觀念，使鄧小平更加重視減輕農民負擔問題。這表現了他對農民群眾的深切同情與關懷。
鄧小平關於減輕農民負擔思想的貫徹與實踐，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據山西陽城縣統計：“（民國）二十六年度（敵人未入境時），平均每人每年負擔一元七角三分二，二十七年度（敵人已入境），因切實執行合理負擔，每年每人反為一元一角八分二，乃至二十八年度則竟減至六角二分九厘。”（鄧小平：《戰地的“合理負擔”》，《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年1月27日。）這不但指導了根據地各級黨和政府積極貫徹實踐減輕農民負擔政策，而且解決了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促進了根據地的鞏固和人民軍隊的發展，獲得了廣大民眾的廣泛支持。
（三）積極貫徹實行統一累進稅（統一累進稅是抗日戰爭時期抗日民主政府實行的稅收制度，它把對農村同時征收的幾種資產稅與收入稅統一於一種稅中。稅率按納稅富利分等累進。）。近代鄉村農業稅的征收，多是採取攤派的方式，最終負擔必然轉嫁到農民身上。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初創時，各項工作未進入正軌，工作中心在根據地的創建與鞏固上，所以對減輕農民負擔政策的重視程度不夠。鄧小平指出：“歷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因此，他領導晉冀魯豫根據地“實行了以縣為單位統籌統支的辦法，規定村無派款權，改革了這個病政”。（《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4頁。）
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恢復與發展根據地經濟，鄧小平積極支持統一累進稅的實施。統一累進稅是中國共產黨一以貫之實行的財政稅收政策。1941年7月，晉冀魯豫邊區臨時參議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提出推行統一累進稅制。對此，鄧小平指出：“邊區臨時參議會通過的 統一累進稅辦法，將於今年在太行區實行，這更確實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負擔面有了擴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規定負擔人數達到總人數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統一累進稅實行以后，不僅可以進一步奠定財政的基礎，而且必然提高各階層的生產熱忱。”（《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4頁。）1942年2月，《統一累進稅試行草案》經邊區臨時參議會第二次會議原則通過后，決定在太行地區試點。1943年4月25日，邊區政府頒發了《統一累進稅暫行稅則草案》。
統一累進稅的頒布與施行，以“有錢出錢，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為基本原則，既照顧到貧苦群眾的生活，也照顧到其他各階層的利益，體現了合理負擔的精神，減輕了農民負擔，保証了根據地財政收入的穩定，有利於激發人民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及緩和農村的階級關系。統一累進稅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各地的實行，取得了顯著的效果。據統計：“1942年度，每人平均負擔2.9斗（小米，下同），佔其平均總收入的16.96％﹔1943年度，每人平均總收入細糧1石9斗5升，每人平均負擔1.63斗，佔其總收入的10.5%﹔1944年度，每人平均收細糧2石，每人平均負擔2.57斗，佔其總收入的12.75%。”（齊武：《晉冀魯豫邊區史》，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頁。）
三、發展根據地商業貿易
（一）保護私人商業，恢復集市貿易。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軍對華北各地的軍事侵略，造成了大量商業貿易活動的停頓和集市的關閉，擾亂了民眾正常的經濟活動。富商富戶多逃至大后方、敵佔區的大城市或躲避到鄉下，商業貿易活動驟減，“商號大部停業，地主階級掌握一套商業高利貸資本的機構如賬庄、當鋪、行店、官鹽店、稅行、斗行幾乎全部停頓與被摧殘，大商號紛紛倒閉”（ 魏宏運編《抗日戰爭時期晉冀魯豫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經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4頁。）。
抗戰初期，由於晉冀魯豫根據地黨和政府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心放在根據地的開辟與鞏固上，對商業貿易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對此，鄧小平深刻指出：“一個時期曾打斷對外的交易，開始時對商人作用的認識不夠，以及對內的合作社統制思想，都停滯了根據地的經濟建設。”（《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5頁。）為此，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晉冀魯豫根據地領導層，積極貫徹落實黨中央工商業政策，成立了專門的商業貿易組織機構，鼓勵私人商業的發展，恢復與發展根據地集市。同時，還制定出各種獎勵辦法，保障商人一切應享權利，減輕商人負擔。
鄧小平非常重視根據地商業的發展，關注私人工商業者。他指出：“私人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們要扶助它發展。”（《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04頁。）1941年3月，鄧小平指出：“要積極發展工商業與商品流通，爭取逃亡地主資本家回來，吸引外來資本家到根據地開辦實業。獎勵私營企業，避免任何有益企業的破壞。”“必須注意吸收地主富農的資金投入生產和存儲銀行，這對於根據地建設有很大好處。”在稅收貿易方面，“反對亂沒收”，“嚴格糾正合作化的貿易工商業政策”。（中共長治市委黨史研究室：《鄧小平在太行山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5—446頁。）1943年2月，鄧小平在溫村會議上指出，根據地“應注意輸出品的生產，去以有易無”。同時，他提倡發展商品生產，鼓勵商品流通。主張搞活流通，刺激商品生產，除了發展公營貿易機構之外，還應鼓勵私人企業發展，給商人“合法賺錢”的機會。（參見中共長治市委黨史研究室：《鄧小平在太行山上》，第450—452頁。）
鄧小平在鼓勵商人發展商業的同時，明確要求商人在根據地內應合法經營，堅決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的違法活動，“對於商人的投機行為，則利用公營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壓抑”（《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4頁。）。以鄧小平為領導的晉冀魯豫根據地黨和政府，採取了種種政策與措施，終於使因戰爭破壞而衰落的根據地集市和商貿活動逐步得到復蘇。
（二）發展貿易出入口，增強根據地經濟活力。抗戰爆發后，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商業貿易活動幾近停滯，且由於邊區缺少自己獨立的工業，很多工業品都需要從敵佔區和國統區輸入。同時，將根據地內的土特產品銷往敵佔區或國統區，有利於繁榮和發展根據地經濟，增強經濟活力。然而，抗戰初期，根據地與日偽統治區沒有貿易往來，絕對禁止日貨輸入，且不承認日偽鈔票，也不准將根據地的任何物品賣給敵佔區，否則以資敵罪論處。這種斷絕經濟往來和貿易出入口的做法，對晉冀魯豫根據地經濟發展，是極度不利的。
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晉冀魯豫根據地建立了政府統制貿易的政策。1939年，採取了嚴格統制出入口貿易的政策，嚴禁一般商人參與出入口貿易，主要通過軍營和公營的合作社經營出口。嚴格統制貿易，無法恢復商業貿易原有的活力，也未能緩解邊區經濟狀況嚴峻的壓力，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對此，鄧小平指出：“對敵佔區貿易不能採取政府統制一切的辦法，而是管理的辦法。”（《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4頁。）因此，改變這種現狀，勢在必行。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召開了黎城會議，在貿易政策方面提出了“對內自由，對外統制”的政策。隨后，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邊區各地廣泛貫徹實施了這一政策。1941年7月，邊區生產貿易管理總局成立，后又更名為晉冀魯豫工商管理總局。鄧小平對“對內自由，對外統制”這一政策明確指出：“我們的稅收貿易政策，是採取‘對外管理對內自由’的原則。爭取出入口平衡是我們努力的目標。為了便利對敵斗爭，我們把稅收和貿易兩個部門，置於工商管理局的單一領導之下，用嚴格的稅制來保護根據地的經濟，並使對敵斗爭容易得到勝利。”“實行這種辦法的結果，大大加強了對敵斗爭的力量，增加了稅收，繁榮了市場，保障了人民的需要。”（《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4頁。）
然而，日偽千方百計地破壞根據地的貿易出入口，以軍事武力襲擊與經濟侵略相結合，向根據地傾銷大量的奢侈品，妄圖打亂根據地的經濟秩序。對此，晉冀魯豫根據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並取得了顯著成效。鄧小平指出：“我們禁絕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輸入，同時組織根據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藥材、草帽等等的輸出，以換取外來的物資。”（《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4頁。） 同時，鄧小平還批評了在貿易出入口方面中存在的錯誤傾向與不良現象，他指出：“在對外貿易中，組織了過多物資的輸出，忽視了掌握物資以與敵人斗爭的重要，也一度使我們吃了很大的虧。而工商管理部門，熱心於貿易投機，忽視了生產合作事業的發展，忽視了一點一滴地去開發輸出的物資，都是很大的毛病。這些，是我們糾正過了或正在糾正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5頁。）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以及專門管理機構的設立，晉冀魯豫根據地貿易制度逐漸健全和完善，經濟形勢得到好轉，商業貿易出現了繁榮景象。
四、根據地貨幣金融思想
（一）發行本位幣，打擊偽幣，清理土雜鈔，統一根據地金融市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聯銀券”、法幣、名目繁多的土雜鈔，充斥晉冀魯豫根據地市場，給邊區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擾亂了當地的貨幣金融秩序，造成物價飛漲，人民苦不堪言。因此，統一晉冀魯豫根據地的金融秩序，組織群眾發展生產，恢復經濟秩序，便成為擺在晉冀魯豫根據地領導人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鄧小平指出：“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是發展生產與對敵斗爭的重要武器。”“我們鑒於敵人大發偽鈔，掌握法幣，大量掠奪人民物資的危險，所以發行了冀南鈔票，作為本戰略區的地方本幣。”（《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5頁。）
為了統一全區貨幣，穩定邊區金融秩序，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組建自己的金融機構——冀南銀行，發行根據地本位幣——冀鈔。1939年10月15日，冀南銀行正式成立，並開始發行冀鈔。冀南銀行成立伊始，即以冀鈔作為本位幣，同時開始回收各種土雜鈔，排擠和肅清偽幣。對於冀南銀行的建立和冀鈔發行的重要性，鄧小平指出：“一九三九年發行了冀南鈔票，加強了經濟斗爭力量，軍需才有了保障。”（《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6頁。）1940年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正式成立。在隨后頒布的《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聯合辦事處施政綱領》中對貨幣金融作了明確規定：“厲行通貨一元化，保護法幣，確定冀南銀行鈔票為本區本文幣，打擊偽幣，絕對禁止地位票幣通行，禁止白銀出口資敵。”（《新華日報》（華北版）1940年10月5日。）施政綱領的頒布，加快了冀南鈔票作為晉冀魯豫根據地本位幣的進程，並為扶植根據地生產，發展貿易，繁榮市場發揮了積極作用。
日偽為了達到以戰養戰、以華治華的侵略目的，通過發行偽幣、制造假幣、走私、直接掠奪等非法手段，掠奪物資，擾亂根據地貨幣金融市場。同時，國民黨也對冀鈔採取不信任和打擊的態度，造成了冀鈔發行和統一貨幣金融市場的困難。對於困難，鄧小平有著清醒認識 ：“敵人大發偽鈔，掌握法幣，大量掠奪人民物資。”（《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5頁。）為了扭轉這一劣勢，鄧小平指出：“我們不斷地對敵佔區進行政治攻勢以及適時地利用物資，給了偽鈔以相當的打擊。但是不能因此對偽鈔作出過低的估計，過分地估計了它的動搖程度，
而作出冒險的或失當的處置。”（《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5頁。）
經過努力，根據地基本肅清了金融市場的土雜鈔，建立了獨立統一的本位幣市場，從而“打擊了敵人利用法幣的陰謀，縮小了偽鈔的市場，強化了對敵經濟斗爭的陣容，給了根據地經濟建設以有力的保障。為了保障本幣的信用，我們限制了發行額，大批地貸給人民和投入生產事業，取得了人民的熱烈擁護，本幣的信用是很鞏固的”（《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85頁。）。冀鈔的聲譽也與日俱增，逐漸受到廣大群眾的信賴與認可，冀鈔的幣值也不斷上漲。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時，冀鈔與偽聯銀券的比值已由1940年的1：1.2上升到1：15。（轉引自郭曉平：《太行根據地的金融貨幣斗爭》，《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4期。）
（二）發揮金融儲蓄、匯兌、信貸作用，嚴格管理外匯。為了增強根據地民眾對冀鈔本位幣信用的認可，增強對敵經濟斗爭的實力，1943年初，冀南銀行太行區行開始辦理儲蓄匯兌存款等業務。這一業務的開辦，方便了邊區民眾，同時也為邊區金融業務功能的健全與完善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於切合實際，這一業務在邊區迅速擴大，邊區黨、政府、團體、個人都積極踴躍參加儲蓄。同時，冀南銀行在抗日戰爭中，共發放農、工、商業貸款20億元之巨，而且每年都有所增加。其中農業貸款44965萬元，佔22.22％﹔商業貸款63524萬元，佔31.38％﹔工業貸款69579萬元，佔34.37％﹔救濟貸款481萬元，佔0.24％﹔水利貸款1159萬元，佔0.57％﹔合作貸款（此為太行區不完全統計）447萬元，佔0.22％﹔其他貸款22285萬元，佔11％。（轉引自郭曉平：《太行根據地的金融貨幣斗爭》，《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4期。）
根據地的信貸工作減輕了人民負擔，增加了財政收入，減少了財政開支，穩定了物價，保持了貨幣幣值的相對穩定，為根據地積蓄了財力。
總而言之，鄧小平對經濟建設規律的清醒認識與正確把握，對錯誤思想和做法鞭辟入裡的批判，以及對客觀現實的正確分析，都顯示出了他高瞻遠矚的視野、求真務實的作風、為黨為民的人格風范。抗戰時期鄧小平經濟建設思想的形成，為他后來思考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與實踐基礎，也為鄧小平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本文為2012年度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編號為HB12LS016。
﹝作者李春峰，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抗戰中心助理研究員，河北石家庄05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