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歷史的鏡子》﹔作者 王壽南﹔新華出版社
中國古代是一個十分重視道德的社會，這種重道德的情操是由傳統知識分子不斷努力而累積成的。傳統知識分子喜歡以“志於道”為人生理想，因此，傳統知識分子經常關切“道”之行否，而自認為自己有行“道”的責任，這行“道”的責任不是國家加給他的，也不是別人要求他的，乃是出於他內在的良心。什麼是“道”？道乃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可以說是道德的總稱，也可以說是人格的完成。所以，所謂“志於道”就是要堅定自己的決心來達成自我人格的完成。
行“道”有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傳統知識分子常常為了“道”而犧牲自己，這在中國歷史上的實例極多。漢代的蘇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所拘留，匈奴令漢降將衛律勸蘇武歸降，蘇武以自殺來表明不降的志節。衛律勸蘇武說：“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野草，誰復知之？”蘇武不聽。其后，漢另一降將李陵也來勸降，李陵勸蘇武歸降的理由是“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又告訴蘇武，其母及兄已死，其妻改嫁，縱使回漢也沒有什麼指望，蘇武仍不肯降。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蘇武在匈奴受苦不降，漢朝君臣確實並不知道，衛律所說的“誰復知之”，和李陵所說的“信義安所見乎”都是實話，但是，蘇武仍不降。蘇武之所以持節不降，因為他所堅守的是“道”，而不是“法”。如果蘇武守的是“法”，則他身困匈奴，漢朝的法早已對他無約束力，他可以不必畏懼因投降而受漢法的懲罰。同時，縱使漢朝的法對不降敵的人有賞，可是，漢朝君臣當時根本不知蘇武在匈奴堅決不降的事，蘇武又如何指望漢朝政府給他獎賞呢？所以，假使蘇武所堅守的只是“法”，那他必然投降匈奴了，可是，蘇武堅守的乃是“道”，“道”是源自內心的人格，人格講究的是自己內心的滿足而不是外界給予的毀譽，因此，衛律和李陵告訴蘇武，漢朝政府並不知道他在匈奴堅決不降的事，蘇武也不為之心動，因為漢朝政府知道或不知道隻表示外界的毀譽，他所追求的是自我人格的完成，這種自我人格的完成是不計較任何利益的，而是出自一種對歷史負責的責任感。
再舉一個大家熟悉的人物：張巡。張巡在唐玄宗開元年間中進士，當安祿山叛軍大舉南下時，張巡與許遠死守睢陽。叛軍包圍睢陽甚久，城中糧盡，張巡派部將南霽雲向附近的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求救，賀蘭進明不肯派兵救援，最后睢陽城破，張巡許遠俱死。張巡當時明知外無援兵，睢陽的結局必然是城破人亡，但仍不肯向叛軍投降。這時，張巡所守的實在不是一座城，而是表現人格的“道”。張巡死守睢陽的動機決不是向朝廷求賞，因為他明白賞未至而身已先死，而是堅持忠君不屈的志節，這種志節被傳統知識分子認為是人格中最重要的一環。當張巡和他的部將南霽雲都被叛軍所擒時，叛軍欲勸南霽雲降，張巡對南霽雲說：“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張巡所說“不可為不義屈”就表明了他是為完成人格——“道”而犧牲。
文天祥又是另一個為了守“道”而犧牲生命的傳統知識分子。文天祥的被敵囚禁而不肯投降，和蘇武很相似，只是結局不同，蘇武得以生還長安，文天祥則被敵所殺。文天祥生於南宋末年，宋理宗寶佑四年舉進士第一，累官至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領兵抗元。宋末帝祥興元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廣東海豐兵敗，被俘，服毒自殺，未果。第二年二月，陸秀夫背宋末帝（帝昺）投海自殺，南宋亡。三月，元軍押解文天祥北上，途中，文天祥絕食八天，竟未死，十月，文天祥抵達元都，堅決不肯投降，元世祖勸他歸降，許他高官厚祿，文天祥不為所動，於是，元世祖下令將文天祥處死。毫無疑問，文天祥之不肯歸降元朝，是由於他忠於宋朝，可是，當他被押解北上的時候，南宋就已滅亡，文天祥效忠的對象已經不存在，這時文天祥仍然不肯歸降，我們如果說文天祥這時是效忠於宋，毋寧說他是堅守他的“道”——忠於故國，加上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表現，文天祥臨死在腰帶上寫著：“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可見文天祥的死表面上是忠於宋室而死，這表面的裡層卻是仁和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很明顯地，所學的是偉大的人格——這就是傳統知識分子的“道”，所以，我們可以說文天祥是忠於宋室而死，更可以說是為“守道而犧牲”。文天祥明知自己死后，宋朝不會給他褒獎，因為宋朝政權根本就不存在了，可是他仍然選擇了死的路子，而放棄了活著享受榮華富貴的路子，這是因為文天祥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他繼承了傳統知識分子的義務觀，認為完成人格的尊嚴是應該求諸於己的事，是一種人生的責任，褒揚是外界的虛譽，榮華富貴是肉體的享受，這都不是人生的高境界——以人格的完成達到精神的滿足。“而今而后，庶幾無愧。”無愧於什麼？無愧於人格，無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這兩句話是文天祥臨死前滿足感的表露，對一個沒有具備中國文化內涵的人來說，必將是不可了解的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