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既是人性極致的發揮，所以傳統知識分子追求的理想是要達成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達成天人合一並非依賴神力相助，乃是要由自己的道德修養做起。一個能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必已“超越”了人群固有的境界而上升到宇宙的境界，成為被人仰慕的聖人了，但是這個人雖已“超越”了人群，卻並不“脫離”人的境界，唯有不“脫離”人的境界而能“超越”人的境界，才表示聖人是出自人類群體之中，人人皆有可以成為聖人的根性。至於能否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能否真正成為聖人，那就要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憑借他人，因此，這更增強了傳統知識分子本身獨立自強的責任感。
既然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沒有把天看成具有神秘威力的主宰，又不願研究人死后的情形，所以，他們便把全部的理想放在現實的世界上，不像佛教把理想放在涅槃界，基督教把理想放在天堂。在傳統知識分子心中認為除卻現世，便無法達到理想。在此，要略討論一下傳統知識分子對靈魂的看法。
大致說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很早就否定了人死后有靈魂的存在。春秋時代的子產說：“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就是身體，魂就是靈魂，人死之后，身體腐爛了，靈魂也就消失了。雖然，中國人也相信鬼神，所以要祭神祀鬼，也有人說人死后的靈魂會變鬼變神，但是鬼神的真實存在性並沒有被傳統知識分子所一致公認。如果縱使真的有鬼神存在，這些鬼神存在的意義在哪裡？他們每天生活的情形又如何？極少有人能解答這些問題。傳統知識分子也很少去研究渺茫的鬼神問題。中國人的祭祀祖先、祭祀鬼神，與其說是安慰死者的靈魂，毋寧說是安慰活人的心情。宋代詩人陸游的一首“示兒”詩最能道出祭祀與活人心情的關聯：“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這首詩中陸游表達了自己的兩個觀念：第一、陸游認為人死后一切都成空，如果有靈魂，而靈魂又有知覺，能有作為，那就不會“萬事空”了﹔第二、陸游要求他的兒子在他死后，如果宋朝王師北伐成功，在家祭時告訴他，這和第一句“死去元知萬事空”正相矛盾，既然承認一切成空，既是沒有知覺，家祭時又如何能感受到活人的稟告呢？其實，我們不難體會到“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意思並非陸游相信自己死后的靈魂會來傾聽兒子的稟告，而是表示陸游至死也不能忘記中原故土，同時提醒兒子也不要忘記中原故土。所以，陸游這首詩裡的“家祭”與其說是要安慰自己死的靈魂，毋寧說是抒發自己活著時的感情和加強兒子故國之思的感情。
傳統知識分子既然認為人生的理想要在現世中實現，如何把握一個人有限的數十年生命，是大多數傳統知識分子關心的事。
人類的生命可以分為自然生命與歷史生命。自然的生命隻有短短的數十年，借著肉體軀干表現出來，一旦人死了，肉體軀干腐爛，自然生命也就結束了。自然生命雖然借著肉體表現出來，但人的肉體絕對不是自然生命的全部，肉體僅是維持自然生命的工具，如果人類的自然生命除了肉體以外沒有別的內涵，那麼人和其他的動物就沒有什麼差別了。人類自然生命中最重要的內涵是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構成了人類文化的主要部分，這是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當然，肉體也是很重要的，沒有肉體則文化生活便無由表現。維持肉體生存的要件是物質，人的食、衣和居住都是物質生活，不過，物質生活的滿足還是要靠人類心靈的活動，譬如要獲得食物、改良食物的品質、創造新的食物，都靠人類的聰明智慧，聰明智慧源自心靈活動，這就是精神生活。所以，人類需要物質生活來維持肉體的生存，借著肉體的生存來發揮精神生活，再經由精神生活改進物質生活，造成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一個循環。不過，傳統知識分子認為物質生活是客體、是較輕的、是消極的，而精神生活是主體、是較重的、是積極的。所以，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是等量齊觀的。一個人如果把物質生活看得比精神生活重，這個人會被批評為小人、低俗﹔反之，如果一個人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質生活重，這個人會被稱贊為君子、高尚。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便指出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精神生活遠重於物質生活的價值取向。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既然不認為死后靈魂的永生，而自然生命又如此短暫，那麼，人生的數十年生命是否沒有希望呢？是否得過且過呢？是否縱情於肉體的刺激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則中國古代必然不能出現光輝燦爛的文化。傳統知識分子要在一個人數十年的自然生命歷程中，創造出永恆的生命，這永恆的生命不可能寄望於必死的肉體，於是唯有求之於精神——希望自己的肉體死后，精神卻能永遠留存在人世間，活在后人的心裡，這種永遠留存人間的精神就是歷史的生命。
歷史是無限長的線，每一個人只是線中極短的一小段。傳統知識分子想把自己的一小段挑出來，變成一根尺，來量下面無限長的線中的任何一段。如果一個人能從線中的位置上真的跳出來，變成了尺，他就可以在這條線上不斷地移動，從有限的長度化為無限的長度，於是，他便由自然的生命而獲得歷史的生命。
永恆的歷史生命如何獲得呢？《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這樣一段記載：
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謂之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叔孫豹（穆叔）所說的“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稱之三不朽，乃是二千年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努力追尋的人生目標。無論立德、立功、立言的事業，都是要在一個人自然生命中去完成，但這番事業的好處卻要讓后人去品嘗，永遠留在后人心裡，於是一個自然生命雖然結束，卻化出了一個歷史生命。
從叔孫豹所說的三不朽，引發出一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那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對一個人能夠立即獲得什麼好處？立德、立功、立言都是極艱難的事，違反人類“好逸惡勞”的本性。立德、立功、立言的事業有了成就，個人未必能升官，更未必會發財，獲益最多的還是別人——包括當時的人和后世的人。既然如此，傳統知識分子為什麼要那樣艱苦去建立三不朽的事業？這個問題如果從傳統知識分子對人生的價值取向去觀察也許可以得到解答。傳統知識分子是古代社會中的優異分子，他們認為一個人生存在社會上，應該盡自己一分力量，貢獻給社會和人群，而不要求報酬。建立不朽的事業不是用來改善自己現實的生活，像顏回以立德而永垂不朽，但他的一生卻窮困潦倒，他的歷史生命是極豐富的，他的自然生命中的物質生活卻是極貧乏的。顏回之所以如此做，當然是他了解到衣食僅是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肉體又僅是表現自然生命的工具，而自然生命的意義在於發揚人格與道德，人格與道德愈被發揚，則人類與禽獸的差異就愈大。所以，三不朽事業的建立，不是為了自己一個人獲益，而是整個社會人群的提升。傳統知識分子肯於不畏艱難、不求富貴而去建立三不朽事業，可說是憑著他們心中擁有濃厚的為人群而奉獻的責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