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心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寄予了厚望，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做大学问”容易理解。因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自然需要与之匹配的伟大理论和思想。正所谓“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来自伟大的实践”。
而“做真学问”，则直指当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如果能对这些实践经验及时加以概括和总结，不但能为人类思想理论宝库增加宝贵的财富，也更有利于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深化。然而，尽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而言，与迅猛发展的实践相比，高层次的理论研究、实践总结仍相对滞后，对实践经验的理论解释与概括还很不够，在理论引领实践方面有较大欠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取得的成就也很不相称。
从表面看来，我们的理论研究似乎也很“繁荣”。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铺天盖地，大部头的理论著作、理论文章层出不穷，但是真正管用的又有多少？有的照搬国外理论，各种新词术语一大堆，与中国的实际不“合榫”。有的拿文件证明理论，连基本概念都没搞懂，只知道抄来抄去，低层次重复。更多人是文章中有点真货，却迷信于写得多、写得长、写得抽象难懂才叫理论，大一二三四套小一二三四，八股式的理论文章把自己都绕晕了。不但不能指导人，看了他的理论会更糊涂；不但不能说服人，甚至不能说服自己。
这种种现象，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正如有人尖锐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是“有效知识供给不足”。中国的理论界、政策研究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既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也无法证明我们这条道路的正确性与生命力。通俗地说，就是在指导实践层面，不能给“做法”及时提供“说法”，发挥理论效用；在价值取向层面，不能为“活法”提供有力“说法”，给国人以信念支撑，让世界心服口服。
当然，出现这些问题和不足，既与有些理论研究者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缺乏严谨治学态度有关，也受整个社会不重视社科理论的风气影响。有人认为自然科学是“硬道理”，是真学问，搞哲学社会科学的都是“耍嘴皮子”“舞文弄墨”，甚至说谁是笔杆子有时未必是褒义。更重要的是在决策中，有实践优越感，不重视理论指导作用，不尊重社科专家意见，觉得都是隔靴搔痒，不切实际，顶多走个程序，装装样子，喜欢听人附和赞同，对听着不大受用的专家意见或置之不理，或干脆把“不听招呼”的专家打入另册，造就了一批擅长于看领导眼色说话、甚至专心为决策者“洗地”“接盘”的所谓专家学者。虽然这也是提供“说法”，但与“做真学问”的为“做法”“活法”提供“说法”，南辕北辙。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要体现价值，真正为我们伟大实践的“做法”和“活法”及时有力地提供“说法”，首先要如总书记所说，“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确有必要汲取古今中外的理论思想营养，但也应不唯洋不唯西，紧紧围绕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搞研究。其次要不唯上不唯书，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真问题，提出真见解，不制造学术泡沫。第三是把理论研究成果，尽量以朴实晓畅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故意装神弄鬼吓唬人，写八股理论文章，从而能为决策提供有效咨询，将理论普及于社会大众，发挥指导实践的价值。同时在国家制度设计上，要使决策咨询制度成为法定环节，让专家意见真正起作用，保护专家说真话、献真知的权利。
真正的理论都是有实践力量和说服力的。期待哲学社会科学能提供更多及时有力的“说法”，使我们的“做法”更顺畅，让我们对自己的“活法”更加充满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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