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纪平：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三）

为什么中国发展壮大起来了，而有的国家却乱了、散了或者衰落了？是纯粹偶然因素作用，还是必然的结果？

寻找其中答案，关键要看道路问题。古今中外，由于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道路问题从来都是决定国运兴衰第一位的问题，道路选择牵系一个国家的命运。

很多人认为，当今世界最应被深入研究的国家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目共睹，从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翻开中华民族奋斗历程崭新一页，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再到2014年改革开局之年中国各领域呈现的新常态，中国共产党率领13亿中国人民团结奋进，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前进，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有目共睹，中国选择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因为走上了这条道路，中国发展壮大起来。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焦点，甚至有外国知名学者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为题著述。有书评就此指出，书名使用“当”而非“如果”，说明作者意识到中国崛起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必然。

为什么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道路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

显然，无论情愿与否，外界观察者都已经不可能回避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正确性、必然性。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选择正确的道路，关系根本、牵动全局。因而只有聚焦“道路”，人们才能真正把握解密中国奇迹之门的那把钥匙。

（四）

加纳前总统罗林斯曾将自己的办公地设在一座紧挨大西洋的石堡。这座石堡在历史上被欧洲人用于运送奴隶，罗林斯选择此地是为了永不忘记“屈辱的历史”，带领国家奋发图强。

然而，这样一位心怀梦想的领导人也曾有过疑虑：“我们的民众似乎缺少一种理性精神，好像这种精神已经被殖民主义阉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

一个后发国家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赶超？这个命题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挑战。而罗林斯所言“理性精神”，正是后发国家在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时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发展中国家的探索不是在历史的真空中进行。经济全球化逐步改变了世界图景，但是整个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却还是被西方国家牢牢握在手中。尽管昔日殖民主义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但是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西方国家又怎会心甘情愿将优势地位拱手让人？

“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的这句名言讲得很坦率。

回顾整个二战后世界史，西方国家按照自己意愿改造世界的行动贯穿始终。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首先要面对如何处理来自西方的“万能药方”问题。

几年前，一家非洲电视台的民调显示，该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就业，第二是治安，而该国议会反复讨论的“中心议题”却是只有不到2%的人所关心的“宪政改革”。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任何一个国家的道路，都应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无本之木岂有长生挺茂之理。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到头来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会因水土不服而生出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