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
在整个中国人口制度调整的大趋势下，出生证与结婚证、生育证的脱钩乃是势在必行。
就算没有结婚证，也可以为孩子办理出生证、上户口——湖北卫生计生委、公安厅近日联合制定出台《湖北省〈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法》，规定省内出生的婴儿均应依法获得国家统一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各签发机构与管理机构不得以结婚证、生育证等作为附加条件。
在户籍制度改革的社会期待中，出生证与结婚证、生育证脱钩，无疑具有改革的意蕴。曾几何时，没有经过结婚并取得准生证的情况下，出生的孩子因难以落户而变成了“黑户”。这种基于户口之上的利益分配，让“黑户”的孩子从一出生，就被烙印上不平等的标识，将宪法保护的生命权人为划分三六九等。用现代的法治标准衡量，这是一种漠视生命权尊严的行政障碍。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加强对出生人口的行政管理，当然有人口控制上的考量，但这应当限定在事前环节，即主要是针对生育之前的限定。当孩子出生之后，即便是违规生育，也不能针对孩子的权利进行差别对待，因为这时已经失去了人口控制的必要，生命权的考量完全居于主导地位。
湖北新规的出台，其实只是人口管理制度的一项正常回归，在整个中国人口制度调整的大趋势下，出生证与结婚证、生育证的脱钩乃是势在必行。但在更深层面上，其带给制度设计的普遍性启示则是，让我们重新回到如下价值常识：孩子出生之后，任何行政管理的举措都必须遵循生命权逻辑，而不是其他种种借口和考量因素。目前，一些舆论对湖北新规的关注，更多集中于未婚妈妈的生育权。因为关注到这一点，部分网友质疑新规是不是怂恿“未婚先孕”“婚外生育”？这样的担忧或许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在支撑，但根本上是“剑走偏锋”，失去了对制度改革核心价值的把握。
一项制度的变革，总是会带来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需要把握主次。脱钩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重新找回曾经忽略的生命权尊严，在这面前，所谓“未婚先孕”“婚外生育”的担忧，都不足为虑。很明显，化解这些担忧的路径不是制度紧缩权利，而是需要借助于道德的重建，以及制度对权利的进一步开放和舒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