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河南郑州“房妹”案，还是山西运城“房媳”事件，最后都如出一辙地牵出了一个共同话题——权力家族化。不久前，“房妹”之父、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峰被依法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房媳”张彦一家也不好过，丈夫孙宏军、公公孙太平陆续被曝出存在诸多以权谋私、涉嫌违纪的事实。（2013年8月13日《检察日报》）
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这既是提醒，也是告诫，意味着整治“权力家族化”已经列入了“反腐”的重点。
所谓“权力家族化”，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倚仗自已手中的权力，大肆谋私，甚至实行权钱交易，不光安排自已的儿子，女儿，甚至只有“沾亲带故”一概帮扶，即老话常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无疑是封建官僚“遗风”的再现。
例如：从广东揭阳的“子接父任”，再到山西“房媳”等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权力家族化的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某区域个案到整个家族层层繁衍；从一般的父子、母女间的单线“传承”升级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态势。其中，“子接父任”等这一类热门事件都是权力家族化单线传承的典型。
毫无疑问，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化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态势一旦确立——更为严重的权力乱用与滥用，必将拥有更为便利、肥沃的土壤。也就是说，近亲繁殖让权力家族化、家族权力化，俨然成为时下官场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
因为有些贪官之所以大肆敛财，就在于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腐败账”，认为自己有一个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纽带、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政治家族”，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占据公共资源的一角，彼此勾连、利益均沾、互相庇护。一个成员的高升往往伴随着另外一些人的发迹；一个成员的违法行为，往往被另外一些成员的能量所掩盖。即便是“落马”坐几年牢，有“政治家族”罩着，损失也不大，也“很值”，甚至认为“牺牲我一个，幸福几代人”。
试想，如果按照这样的荒唐“逻辑”发展下去，中国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权力家族化和地方权力黑社会化的状况，经济发展也有可能沦为个别家族产业的附属品，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权力家族化”现象是多重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治理这种现象，一方面要对“权力家族化” 做一次深层次的大排查、大扫除、大手术，要像疱丁解牛，逐一支解，断其腐败链，尔后各个击破，连根拨、连窝端。只要牵涉违法违纪，就一个都不能放过；另一方面要严守选人用人制度，增加官员选拔过程中的民主含量，把监督的权力交还给群众，让群众知情，请群众参与，听群众评价，受群众监督, 使“权力家族化”无处藏身，从而失去存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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