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消息的曝光，有媒体指出，近几年来，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以免职为代表的问责有被滥用的趋势，从而被网友称为官员“带薪休假”，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也从“下台”转为“上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古往今来，官员因过被免职后再次复出，本不是件非议的事。齐桓公起用管仲终成春秋霸主、武则天起用狄仁杰铸就开元盛世、党中央起用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时代……像这样所谓的“问题官员”复出，不仅获得了历史赞许，更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与支持。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干部问责制度出台的初衷，体现的是从严治吏与关爱干部的双重结合。领导干部并非“完人”，对于犯错的“问题官员”，一方面，我们要严厉处置，予其惩而毖后患，以达杀一儆百之效；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真诚关怀干部，给干部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通过开“苦口良方”达到“治病救人”的功效。从管理来讲，对不触及法律和党纪“红线”的“问题官员”，事后能认真总结教训、虚心接受批评、努力改正错误，这有利于促进干部的成长与进步。
但是，在经历“三鹿奶粉事件”、“宜黄拆迁事件”、“瓮安事件”、“黑砖窑事件”、“进京抓捕记者”等问责事件后，公众敏锐的察觉“问责”变“脱责”，官员们悄然上演着“问责——复出”的轨迹，只不过是换个“衙门”的重新上任，且从来都是有惊无险。官员频频随意复出，表面看似达到“救人”之功，但却并未起到“治病”之效，它不仅严重挫伤了问责制度的公信力，也重复性的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造成了社会的“二度伤害”。
这让我们不又得不重新审视干部问责制度，其意义是什么？产生的社会效益在哪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员问责制起步较晚，从2003年“非典”的第一个问责“风暴”，到2009年出台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官员问责从人治走向了法治，从零星变成了全面，它的出现填补了我国的制度空白，其里程碑的意义自然应得到肯定。但是，一个政治制度发挥的作用如何，关键要看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问责官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负责，体现着权责统一的理念，其社会效益在于惩治官员、平息民愤，也在于挽救优秀干部、珍惜干部资源。可如果问责制度滥用，必造成其公信力锐减，公信不强不足以畏官，公信不强不足以告民，让问责成为官员脱责的“避风港”、“挡箭牌”，最终必然沦为“摆设”、“装饰”，还何谈其社会效益？
鉴于此，重起“问题官员”需衡量所带来的“边际效益”，即起用一个“问题官员”所能产生的社会效益。组织人事部门要学会用“三个比较”，即用官员被问责事件的性质与普通道义、法律等比较，衡量官员之错是否可承受；用闲置“问题官员”与起用“问题官员”的资源利用比较，衡量官员起用是否产生积极影响；用官员复出带来的“正效益”与民众抵触产生的“负效益”比较，衡量官员复出所产生的“边际效益”是否为正。
反过来，如果要重起一个“问题官员”，需要从增加其“边际效益”入手。只有努力减去复出机制不透明、公众质疑大等扣分项，增加业绩突出、社会认可等加分项，不断优化其“边际效益”，才能谈起用“问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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