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鐘的
湖北襄陽3名曾受處分的干部，最近站到了會議發言席上，成為該市知恥而后勇、知不足而奮進的學習典型。他們是大操大辦喪事的區委組織部原副部長，違規使用公車的縣紀委原常委，對單位“賬外賬”清理不堅決的中學校長——3名干部並沒有因為接受處分而意志消沉，從哪裡跌倒，又從哪裡爬起來，為違紀干部的“再出發”提供了可借鑒的模式。
在許多受過處分的干部中，不少人被免職、降職、調任后，意志消沉，從此消失在當地公眾視野甚至官場內部的消息中。他們覺得，一旦受了處分，政治生涯就沾上了不能抹去的污點，甚至再也不能抬頭。即使組織上重新安排工作，也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工作上得過且過，甚至不乏消極怠工者。知恥而后勇學習典型的出現，提醒了受處分干部群體，“東山再起”並非奢望。
受處分干部產生意志消沉的情緒，不光因為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因素的桎梏。一旦“落馬”難以翻身的外部氛圍，客觀上讓受處分干部找不到自我實現的通道。同時，社會輿論看待受處分干部“復出”時，常常戴著有色眼鏡，一些爭論往往源於慣性思維，而缺乏理性具體的分析。
中國歷史上，不缺乏貶謫再起用的吏治傳統。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的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描述了古代官員頻繁貶謫、起復的狀態。雖然，專制王朝任命官員、處分官員的邏輯有諸多不合理之處，但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高級別官員被貶后積極作為是較為普遍的現象。現代社會，也一直在探索合理有效的吏治方式。新近的《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中，也提及了對免職、降職人員“妥善安排”和“可以提拔任職”的情況。
不是所有犯了錯的官員都一無是處。當然要警惕官員“帶病提拔”，但對知錯能改、知恥而后勇的官員，也要給其通過必要的考核程序，重新任職甚至提拔的機會。近年來，一些受處分的干部，因為安排不及時，自己也心灰意冷，並沒有承擔具體工作，這不僅有“吃空餉”的嫌疑，還影響了群眾對組織工作的評價——干部犯錯后“平安”落地，還繼續安安穩穩地吃財政飯，卻不用在工作中付出努力以彌補之前犯下的錯誤，這當然有悖於正常的職場法則。
邀請“東山再起”的受處分干部公開發言，作為干部群體的學習典型，無疑是扭轉過去錯誤思維的好辦法。要讓那些犯過錯誤的干部看到，受處分不意味著提前“到站”了，人生的列車不僅可以重新起航，還可以駛得更遠。隻要其願意改過自新，就依然有前途。多一些“東山再起”的典型，有助於構建“能上能下”的官場思維新常態。
培養一名干部的成本很大。這句話不是虛言，也不應該是空話。一名干部失了足，國家與社會承擔了代價，其個人也要承擔相應的處分，既是這筆成本的一部分，也是干部個人成長和提高必要的“傷痛”。無論如何，對符合“再出發”條件的干部，應努力創造各種條件讓其重新發揮作用，這也是尊重干部培養規律的方式。
網評精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