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論·學者說改革：打通生態文明“腸梗阻”

　　惟有制度才能真正厘清權責，催生思想自覺和行動力，也惟有制度，才能滿足生態文明建設整體性、綜合性和多維性的本質要求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可以預計，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將成為今后生態文明建設的出發點和著力點。

　　“生態文明”的概念一經提出，就先后被十七大、十八大報告吸納為重大執政方略，彰顯出執政黨在發展戰略層面的重大階段性調整。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保障公眾生態環境權益的重大民生政治目標。可以說，執政黨認可、尊重並保障公民的生態環境權益，在發展戰略上的主動“綠化”，目標就是努力在更高水准上滿足人民群眾的權益需要。這也是新時期執政黨增進人民福祉的重要一環。

　　無論是十八大確立“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總體目標，還是過去一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先后打響生態“保衛戰”的鏗鏘行動，都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加速邁進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如果體制與機制上不能及時跟進，就會成為制約生態文明建設的“腸梗阻”。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是現實所需，更有現實所困。

　　兩個因素至關重要。一是傳統條塊分割式的政府架構無法適應綜合性的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比如“九龍治水”困境——地下水污染，就很難找到一個對應的行政主管部門﹔再如“諸神爭空”——空氣污染成分不同，隸屬的行政主管部門也不同。二是不少地方的干部考核指揮棒仍以GDP為重。經濟學上有個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指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隨人均GDP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隨GDP增長而下降。然而，“GDP至上”的錯誤政績觀，無疑會使這根“倒U型曲線”很難回落。比如2012年，河北省僅唐山和邯鄲兩個地方就有10多座高爐投產，新增鋼鐵產能2000萬噸﹔而在山西，2012年焦化行業淘汰927萬噸落后產能，但幾乎被鋼鐵企業自建大型焦化企業所增加的產能相抵消。

　　生態文明建設貴在行動，這有賴中央“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不能越雷池一步”的高壓政策，有賴公眾對碧水藍天的殷殷期待，有賴日益嚴重的PM2.5等問題的倒逼，但放之長遠來看，更為有效和持續的因素，還是來自制度建設。惟有制度才能真正厘清權責，催生思想自覺和行動力，也惟有制度，才能滿足生態文明建設整體性、綜合性和多維性的本質要求。生態文明建設需要一種新型制度構架，一套涵蓋統籌協調、執行監督、責任追究等各個環節，囊括生態管理制度、生態經濟制度、生態社會制度和生態文化制度在內的綜合性制度體系。

　　用制度保護環境，是一種政治思維和行動上的轉變。在環境污染治理階段，必須有人唱主角，而這個主角，隻能是政府而不是別人。不能指望生態環境有效管理可以單憑企業（行業）自治或公民自律來實現。依此而言，三中全會后馬上就會實施的新一輪“簡政放權”和“市場化改革”，也應當首先將環境問題的敏感性、環境保護與市場發展的邊界等問題考慮充分。

　　（作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4年01月07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