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個戶口、公公擁有十余套房產，山西運城紀委前工作人員張彥因此被稱“房媳”。張彥的丈夫、原夏縣公安局長孫宏軍有過三個戶口。他們生活在以運城市原財政局局長孫太平為核心的一個“官員家族”，孫家成員及其親屬，至少15人在運城市擔任官員、公務員或國企領導。（6月24日《新京報》）
如果不是“房媳”事件，想必這樣一個龐大的官員家譜至今仍“逍遙法外”。一個家族15個官，公、檢、法、紀、財政等無一不是重要崗位。當地百姓戲稱，“如果孫家開家庭會議，到場的部門領導比政府開會還多。”雖是玩笑話，卻是這個“官員家族”的真實樣板。
其實，“官員家族”是一個以“血緣”和“姻緣”為紐帶、緊密聯結在一起的“政治家族集團”。家族中的每一個人都手握公權力，佔據公共資源的一角。如果家族成員把崗位所賦予的公共權力用於謀取家族或個人私利，從而彼此勾連、利益均沾、相互庇護，就會衍生變異的官場生態，將公權力“私有化”。
公權力“私有化”，“官員家族”也就慢慢演化成了權力家族化，它的可怕之處在於：一方面是對地方權力的壟斷，極易形成“一家話天下”現象，一個家族就可以掌握一個地方權力資源，這樣就會固化原有的社會階層，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難憑借才干獲取政治前途﹔另一方面是權力家族化的“世襲”，山西“房媳”事件演繹了一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裡公權力家族化私有化的典型模式，這與“人人都有出彩機會”的“中國夢”做對比，顯然是格格不入的，值得高度警惕。
“官員家族”實則乃公權力“私有化”，這種現象的發生，緣於公權力沒有走好群眾路線，無論是監督，還是干部選拔，都忽視了最廣大的群眾。因此，根除“官員家族”的“權力私有化”，就必須走好群眾路線，充分調動最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把公權力放在群眾監督的陽光下運行，公權力的“私有化”才會失去了存在的空間，而也隻有真正根除了“官員家族”的“權力私有化”，人人才有更多出彩的資源，人民各自心中的“中國夢”也才能真正得到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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