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带领人民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走出新路很不易，在前进中面临着无数风险挑战，其中一个棘手问题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同时又要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原则，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与开放是相辅相成、合为一体的。比较而论，对外开放与防止“西化”（即资本主义化）的联系更直接，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围绕对外开放、怎样开放，一直伴有争议，遭遇干扰和阻力。能否处理好这层关系，关乎改革开放的方向和前景。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作了明确表态和深刻阐述。这些相关论述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为我们排除干扰、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新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今天，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关联度远远超过以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面临着风险和考验，受到各种噪音杂音的干扰。重温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一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确立及重大意义
十年“文化大革命”拉大了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套“左”的东西显然已行不通，必须转移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要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就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3月11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明确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也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对外开放是对哪些国家开放？从外交格局看，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歌曲《友谊花开万里香》传唱一时，“美丽的鲜花在开放，朋友们来自远方，亚非拉朋友手挽手，友谊的歌声高声唱……”，所讴歌的正是这种亲密关系。中国在不宽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援助这些国家，对方也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情上。进入新时期后，这种友好关系得到延续，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双方均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得到急需的资金、技术支持，在这层关系内难有作为。至于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当时仍未实现正常化。于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交往便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
当时我们承认落后，主要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比得出的结论。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法国、瑞士等西欧五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经济代表团。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叮嘱谷牧说，很需要出去看看，了解一下我们与人家的发展差距，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同年10月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邓小平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与美国、日本的关系是两个重要环节。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的基础上，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邓小平继出访日本后，又赴美国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中国与西方关系出现新局面，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谈到对外开放时指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等。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邓小平讲这番话，是为了澄清对外开放只是对西方开放的误解。这恰好说明，与西方国家交往确实是对外开放的重点。
作为对外开放的具体步骤，1979年，蛇口工业区开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兴建，外商开始纷纷进入中国。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稍后明确表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三资企业的出现，必然涉及对旧的体制机制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本身也是改革，是对过去“左”的政策的纠正。“文革”期间，“四人帮”动辄上纲上线，大批什么“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凤庆轮”事件便是一例。邓小平批驳了这些谬论。他指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 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加拿大客人时，邓小平还明确表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不过，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不是一蹴而就之事。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感慨说，僵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的体制机制，以及国力家底都很薄弱等，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对外开放每迈出一步，都要突破重重阻力，打破许多条条框框，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还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和风险。这番话讲得很真切。当时，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重提“兴无灭资”口号；有些干部没有进行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与对外开放很不协调。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这种现象。他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他还说，“兴无灭资”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
说到底，不少人对新政策新变化缺乏心理准备，思想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经济领域靠得这么近，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有人担心，中国这么搞，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一再解释说，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外资所占份额很小，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开放沿海大中城市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1984年5月4日，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但有些老同志对此有顾虑。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解释说：“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 邓小平后来还精辟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
与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相反，国内还有另一种声音，鼓噪全盘西化，走西方道路。有些地方出现少数人闹事现象，并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北京出现了“西单墙”。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声称“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中国应当实行“社会变革”。此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不少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用邓小平的话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再就是一些青年人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党风和社会风气出了问题，根源在于思想认识混乱，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这与“西化”思潮的影响有关。
邓小平对此十分警觉。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剖析了错误思潮的危害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次年1月16日，邓小平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在邓小平等人提议下，四项基本原则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1982年12月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1987年，党的十三大科学总结过去9年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报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还有市场，僵化思想仍然束缚着一些同志的头脑；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在邓小平倡导下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艰辛探索新路的过程中，来自“左”的、右的干扰一直不断。邓小平坚持两点论，力主改革开放，指导我们党果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同时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辩证思想体现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战略眼光和非凡胆识。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改革开放，就会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西化”，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走老路中国必穷，走邪路中国必乱，都是死路一条。将改革开放确定为总方针，可以防范“左”的干扰；明确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可以抵御右的干扰。这两个基本点相互统一、缺一不可：倘若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倘若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就会偏离社会主义轨道。有了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这两个基本点，就可以支撑起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确保我们走出一条正确的新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