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强：《论语》版本及其流变

在中国文化史上，没有哪一部书比《论语》更为重要、影响更大，没有哪一部书像《论语》那样受到那么多的关注。《论语》全书共20篇，16000字左右。它作为孔子儒学最基本、最原始的材料，主要汇编了孔子的言论。

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孔子与弟子以及那时的公卿大夫们常常“交相对问”，相关典籍记载了许多“孔子应答”、“弟子相与言”以及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的生动场景。《论语》的材料多来源于弟子的记录，用西汉时期孔安国的话说，就是具有“正实而切事”的特征。

孔子弟子有记录孔子言论的习惯，孔子去世后还有所传授。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要准确把握孔子学说的要领，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选辑他的言论。最早明确将“论语”当做书名或篇名来引用的是《礼记》中的《坊记》，而发现时间不久的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就有《论语》句子的引用，可见《论语》成书很早。两汉学者普遍认为《论语》为弟子们在孔子去世后“辑而论撰”，看法应该可信。今有学者进一步研究认为，《论语》成书应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很可能由孔子裔孙子思主持编撰而成。

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及秦末的战乱，《论语》像许多先秦古籍那样曾一度失传，至汉代复出现若干个传本，最著名的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三个流派，它们在文字、篇名及篇数上皆有一定差异。

《古论语》分为21篇，由西汉前期的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中发现，其字为蝌蚪文，为战国古文，当时难以传授，仅孔安国为之训解。《鲁论语》为20篇，主要在鲁地学者中传习；《齐论语》分为22篇，比《鲁论语》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主要在齐地学者中传习。鲁、齐《论语》最初各有师承，到西汉灵帝时，安昌侯张禹先学了《鲁论语》，后来又讲习《齐论语》，他把两个本子融合为一，而篇目沿袭《鲁论语》，称《张侯论》。张禹为汉成帝的师傅，地位尊贵，因而他的本子为当时一般儒生所尊奉，灵帝时所刻的《熹平石经》就采用《张侯论》，后世的《论语》皆沿用此本。《齐论语》、《古论语》则近于失传，仅有后世学者辑佚文献传世。

由于《论语》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历来研习者代不乏人，甚至趋之若鹜，关于《论语》的集解、集注、正义、别裁、疏证等著作数不胜数，可谓汗牛充栋、浩瀚如海，逐渐成为一套庞大的知识体系。

东汉末年，著名经学家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齐论语》、《古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泯灭了三家的差别，他还加以注释，后人习惯称之为郑玄本《论语注》。郑玄注本在唐代后散失，今有辑佚本和出土残本传世。

魏晋南北朝时，有何晏等《论语集解》十卷，这是汉代以来《论语》的集大成著作，为现传最早的《论语》完整注本；有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在《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也是南北朝义疏之作完整流传至今的唯一一部，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也有重要意义。

自汉至南北朝的近800年时间里，注解《论语》者很多，可以考知的总计有60余家，但到后来纂修《唐书·艺文志》时，只存18家；到纂修《宋史·艺文志》时，只有何晏的《论语集解》和皇侃的《论语义疏》可见，其余皆亡佚。

唐代的《论语》著作以《论语笔解》二卷为代表，题韩愈、李翱同注，这是专门的《论语》研究著作，这与以前的注解有所不同。当时，印刷技术还很不发达，而科举制度的兴起又对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开成石经》应运而刻，包括《论语》在内的12部儒家经典被勒石成文，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原石今存于西安碑林。这些书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石经文本也成为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宋代注解《论语》成果更加丰富，其中以《论语注疏》、《论语集注》、《癸巳论语解》为代表。《论语注疏》也称《论语正义》，为邢昺等人编纂，原为十卷，其单疏本现已不传，只有注疏合刻本传世，以阮元南昌府学本为最佳，并附有校勘记，《十三经注疏》所收即为此本。《论语集注》共十卷，南宋朱熹编纂，是宋代《论语》注释的集大成者，现存最早的刻本是马光祖刊印的《四书集注》本，后又有与《孟子集注》合刻本，而通行的多为《四书集注》合刻本。《癸巳论语解》十卷，宋张栻撰，此书是由作者与朱熹反复辩论而产生的，能够体现宋代对《论语》和儒家思想研究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