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强：《论语》版本及其流变【2】

自从朱熹作《四书集注》，宋朝开始把《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以之为朝廷的主流思想，确定了《四书集注》的正统地位。《论语》是朱熹所注解《四书》的第一编，自然显得更为重要。

元明时代，以“考究典故，以发明经义”为宗旨，虽间有新思想，但总体没有跳出前人的范畴，这其中以陈士元《论语类考》二十卷为代表。

清代，考据学兴起，这时的成果以《四书改错》、《论语后案》、《论语正义》为代表。《四书改错》二十二卷，毛奇龄著，主要针对的是朱熹《四书集注》中的错误。《论语后案》二十卷，黄式三著，该书反复申述“礼”的重要性，认为“理”即“礼”，天理就在社会规范中。《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刘宝楠著，堪称《论语》整理研究的经典之作，是清朝《论语》的集大成者，有各种《四书》本和《清经解续编》本。

近代以来，有《论语集释》四十卷，程树德编纂，是又一部《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论语疏证》二十卷，杨树达编纂，该书强调以《论语》证《论语》，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论语译注》二十篇，杨伯峻著，注释简明，全篇今译，书后附《论语词典》，对《论语》的研究和普及有开创之功；《论语新解》上、下编二十篇，钱穆著，汇集前人注疏、集解，力求融会贯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人们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被怀疑的重点。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中国思想史材料“受灾”最为严重。

有学者说，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其实《论语》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论语》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们从《论语》的流传着眼，认为《论语》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就必然会造成“不纯”。清代学者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论语》编订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谋”，其后才汇为一本，又有“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的主流看法。

这些研究还影响到国外，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如美国学者顾立雅、日本学者木村英一就是如此。木村英一研究《论语》各篇，他逐一落实其写成时间，甚至“考证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三传、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受疑古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英国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20篇只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还有美国学者甚至只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后学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样的怀疑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论语》注释与研究。

值得欣慰的是，近代以来出土了一些《论语》文献，有敦煌、吐鲁番地区的《论语》写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中的汉代竹简《论语》等。《论语》文献的出土，提供了可资证据的新材料，也启示了研究新方法，有助于厘清《论语》研究中长期聚讼不已的问题，推动了《论语》研究的深入。

与《论语》新材料问世的同时，大批早期学术文献不断出土，其中尤以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为代表，这些新材料又“激活”了不少传世文献，特别是与《论语》研究直接相关的《孔子家语》、《礼记》、《大戴礼记》、《孔丛子》等著作，将这些典籍与《论语》对比研究，产生了不少新的认识。杨朝明主编的《论语诠解》就是其中的代表，该书将《论语》置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注重文献的合观参验与综合比对，整体考察孔子思想学说，认为《论语》编撰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该书条分缕析字词典故，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