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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结——《习近平时代》选载【2】

[美]熊玠

2016年06月14日14:20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一介儒生的文化情结

历史不是包袱

“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习近平曾引用德国文学家莱辛的这句名言,来说明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因由。

自青年时期就爱读历史的习近平,认为读史最重要的目的是“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在2014年一年之内,中国增设了三个国家级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这三个纪念日在设立当年都有高规格的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都亲自参加,并在胜利日和国家公祭日发表讲话。不仅如此,2015年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还举行盛大阅兵,此举打破了以往在国庆日逢十年阅兵的惯例。

有人强调这三个纪念日的“国防”色彩,将它们视作中国强化国防意识、国防动员的举措;有人将它们置于中日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下,认为是借以向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表明坚决态度,是在纠结的中日博弈中打“历史牌”。

事实上,以上原因都太过表面。

习近平认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另一方面,这三个纪念日,都与中华民族现代史中的苦难卓绝、牺牲奋斗有关。在中国的传统中,纪念日多源于庆祝,罕有记录屈辱苦难的功能。从这三个国家级纪念日的设立过程,可见习近平的历史观。

比如,国家公祭日,是一个国家为纪念曾经发生过的重大民族灾难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活动。二战结束后,主要参战国政府纷纷设立国家级哀悼日,以国家公祭的形式来祭奠在灾难中死难的国民,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纪念馆、美国的珍珠港事件纪念馆、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等,每年都举行国家公祭活动。

此前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南京本地都会有纪念活动,但从未上升到国家高度。而第一个国家公祭日,现场放飞3500羽和平鸽,象征着抗战期间伤亡的3500万同胞。

9月3日胜利日,起自1945年。当年9月2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宣告结束。次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并从第二年起将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新中国成立后,9月3日虽被认可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但也有以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发布的8月15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

1999年,国务院对1949年颁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做了修订,其中有关抗日的纪念日有“七七”抗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九一八”纪念日。不过并非每年都进行隆重庆祝,只是在逢五或逢十的年份举办一些活动。

而在学术界和民间,究竟在哪些日子纪念抗战还存在争论,“七七”“八一五”“九一八”似乎比“九三”更为普通人熟悉。

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再次对“九三”胜利日加以明确,以最高规格纪念,再选择这一天隆重阅兵,既与同盟国一致,民族历史承续之感也豁然而出。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阵亡将士纪念日、烈士纪念日等,而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从建议到正式设立,历时10年。

这三个国家级纪念日都有同样的特点:其一,接轨国际惯例,特别是二战以来现代民族国家的惯例,并沟通世界历史;其二,毫不回避民族的苦难屈辱,而将之作为聚拢人心、面向未来的重要资源,正如习近平所说,“历史不能选择,未来可以开创”;其三,关照民族历史的延续性,为民族大义的凝聚打开新空间。

习近平多次建议领导干部要多读历史,要学习和借鉴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比如“儒法并用”、“德刑相辅”、人才选拔看重基层经验等。他还说,希望领导干部学习一些世界历史知识,为此他举出了明朝末年的例子——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

习近平曾态度坚定地告诉世界,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于与中共党史有关的事情,他非常关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他都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邓小平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更是长达万言。

事实上,对于历史、对于英雄的“反思”“解构”“揭秘”,已在中国社会喧嚷多年。而习近平的历史观,在秉承中共科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增强了包容性和开放性,加之他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直率鲜明的表达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在2013年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谈及对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历史评价时,他说:“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联系到他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对邓小平的评价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并强化了“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这样的表述,应该说,体现出了“不隔断历史”的客观态度,以及抛开历史包袱的超然与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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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姜萍萍、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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