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不断谱写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其中，邓小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更是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深刻的反思 伟大的转折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愿望的实现在此后两年中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工作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怎样才能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路，邓小平把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贯穿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从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得到借鉴，凝聚拨乱反正、开辟新路的共识；从对现实的准确把握中发现差距，汇聚改革开放、开拓前进的力量，从而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
（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
“文化大革命”对党、国家和民族造成全面而严重的危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后果。政治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尚不健全的民主法制遭到巨大破坏；经济上，发展速度缓慢，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思想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左”倾错误理论泛滥，一些人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观念；文化上，科学文化事业和民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破坏，文化事业出现严重倒退局面；党的建设上，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败坏了党的作风，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
在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磨难后，邓小平痛定思痛，反复强调要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使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只有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党才能够真正汲取“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才能够真正开始全面的拨乱反正。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展，全党逐步凝聚起共识，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和全面拨乱反正的时机已经逐步成熟。邓小平审时度势，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前，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并就全面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以及端正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决定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重大决策，使党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得以顺利实现。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1]“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2]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由此扬帆起航、破浪前进。
（二）对中国发展落后的深刻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由于从50年代末以后“左”的错误接连发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群众生活仍然总体贫困，发展水平不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与周边新兴国家和地区相比也已经明显落后。
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影响而导致人口剧增，197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37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从吃的方面看，1976年与1956年相比，粮食人均消费量从380.56斤降至351.12斤，减少29.44斤；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从3.19斤降至1.25斤，减少1.94斤。从穿的方面看，各种布的人均消费量1976年为23.55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减少5.62尺。其中，1968年平均每人只发了15.52尺布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为负数，农村经济从人均水平看增长也很缓慢。面对这样的状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3]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中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实力有了大发展、大提升，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曾经比较落后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还有一些地区如中国的香港、台湾等，也都抓住机遇，获得快速发展。比如，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为679亿元人民币，约合305亿美元，人均约53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172.49亿美元，人均约200美元，日本人均不到中国的4倍；而26年后，即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2亿元人民币，约合2165亿美元，人均约222美元，同期日本国内生产总值9807.32亿美元，人均8538美元，日本人均相当于中国的44倍还要多，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对此，邓小平曾深有感触地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4]
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也才能实现根本的长治久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5]“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穷则思变，反思中国发展落后的严峻形势，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加快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出路。
（三）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关系人类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对战争与和平形势的基本判断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尽管美苏争霸形势紧张，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我们党仍然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认为爆发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已经被推迟了，争取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的。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上半期，中国同美苏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以“反帝防修”口号的提出为标志，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对抗。在这种外部重压之下，党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出现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低估了美苏之间的矛盾；高估了战争和革命的可能性，低估了世界转向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更为严重的偏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此后，极左思潮在外交领域泛滥开来。虽然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外交工作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对外政策也逐渐实现重大调整，到7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之间也开启了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党对“世界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没有根本改变，“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思想也没有及时调整。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这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7]这一观点，为邓小平进一步反思国际形势、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中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8]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9]这表明，邓小平通过冷静观察、认真思考，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新判断。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使我们党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并成为我国调整国际战略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
事物的发展总是否极泰来，对历史和现实的正确把握是走向成功的前提。正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发展落后状况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意识到必须另寻出路；而正是因为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反思，才使邓小平有可能从容地去探索一条新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愈加坚定、步伐更加稳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经根植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光辉旗帜。
成功的开创 卓越的贡献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程中，邓小平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正是对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回答，“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0]。
（一）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但怎样才能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整盘棋下活，路径问题仍亟需解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
1979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此后，邓小平对这条道路的探索一直没有停顿。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了明确具体的阐述，指出：“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但是它的主要点，已经可以从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得到基本的总结。”[12]《决议》从10个方面对这条道路的主要点进行了概括。《决议》虽然还没有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称这条道路，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和具体路径，已经清晰可见。
到党的十二大开幕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已是呼之欲出。1982年9月，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并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如果说,在此之前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还处于“自发”状态的话，那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提出之后，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和实践就进入到“自觉”状态。这一科学命题，既是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成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逻辑起点。
在此基础上，1987年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就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指出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两条：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随后，邓小平肯定了“两个基本点”的提法，强调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至此，“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提法都已正式出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不仅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而且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科学概括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由此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走向和核心内容。
（二）科学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邓小平理论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之初在前进中出现的一些犹豫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最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此外，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上，邓小平都有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
以上这些探索成果，都是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从党的立党宗旨和治国目标出发，从面临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出发，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作的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把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四大把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思想认识概括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又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独特贡献，是邓小平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遗产。
（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完善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是，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4]“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5]因此，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不断改革、健全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制度和体制，就成为每一代共产党人都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再强调现在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设计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强调“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17]。还在改革开放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明确提出，制度建设的重点首先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1980年8月18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也更为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在邓小平的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体系日趋完善。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方面，以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为起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始全面恢复并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逐渐法制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设得到重视和加强。在法律体系方面，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以法治国”的设想，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从1978年到1992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138部法律，对10部法律进行修改，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基础。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邓小平更是倾注极大心血，不断总结改革开放新鲜经验，借鉴别国经验，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思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8]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根据这一重要思想，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重要的创新和发展。
总之，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首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明确的内涵；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坚持、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的这些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基本格局，初步指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就开创在这里”。[19]
[1]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2]邓小平：《要吸取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3]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4]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4页。
[6]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7]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8]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9]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10]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11]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页
[13]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14]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6页。
[15]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16]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7]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18]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9]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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