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3.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
入选理由 儒家传统对今日中国之制度设计有哪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对儒家思想的政治哲学解读成为2014年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⒈对儒家政治哲学的构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使命、概念和方法等主题展开。⒉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阐释，对儒家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互动以及“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尊贤任能”“廉政勤政”等理念进行了深入探讨。⒊对儒家经典进行政治哲学的诠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尚书》《春秋》等经典文本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深度挖掘。⒋对历代思想家的学说、观点进行政治哲学的解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二程、朱熹等人政治思想的关注和评析。⒌对儒家思想与理想政治形态及社会治理关系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现代意义、儒家思想与国际秩序的构建关系上。
● 专家点评
当前，挖掘儒家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与面对当代问题的实际需要相比，显得非常不足和薄弱，尤其是在儒家基本义理和社会科学及社会政策结合方面。这有待于学术界持续不懈地努力。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开展，在儒家思想理论创新方面带了个好头，但仍需要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开掘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建构两方面做更多的研究投入。期待儒家政治哲学的研究为解决当代广义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提供更多的历史与哲学智慧。
（点评人彭永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热点4.微时代的文化传播与话语表达
入选理由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传播方式的变革促发了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精神状况等的转型，其后果与走向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层面，尤其是以“微”为特色的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⒈对表征微时代特征的碎片化生活方式和“微文化”进行归纳与阐释。学者们普遍认为，基于互联网文化的微时代，人们的交往、工作、娱乐都呈现出有碎片化状态的趋势，也呈现出跨阶层、跨地域、跨平台等特征，而网络时代的快节奏和即时性酝酿了“微文化”的产生，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变得便捷、多样化。⒉关注微时代的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机制。有学者从作为微文化载体的机器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变革以及网络文化的生产来探讨微时代文化传播的逻辑，指出多元话语和差异表达开始越来越多地占据公共文化空间，而媒介话语表达机制也正在走向“微主体化”“无地方化”和“强社交化”。⒊反思微时代文化传播和话语表达背后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学者们在看到微文化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指出其喧嚣浮躁、疏离虚无、自我怀疑乃至自我消解的时代症候，需要人们对此种文化现象保持一份警惕。
● 专家点评
今天，“微”已经成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以移动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新传播方式，即微传播，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也带来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一系列新课题。因此，这个选题不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对它的思考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接地气的、扎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的前沿问题。
（点评人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热点5.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国家发展战略转型
入选理由 2014年，虽然世界经济走出了经济危机，但增长乏力，不平衡没有消除，产业创新仍待探索。从中国自身发展进程而言，自从2012年GDP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由大求强的战略目标历史地提上了议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成为核心主题。学界对新常态的研究涵盖了多方面的主题，包括如何看待增长率的下降，如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增长模式，如何实现国民经济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如何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拉动作用，如何使投资在增长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如何培育新的比较优势继续发挥出口对增长的支撑作用，如何形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如何使经济增长从依靠要素成本优势转向依靠人力资本质量与技术进步，如何形成统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如何推动低碳型发展方式，如何化解因增长率下降而显现的各种潜在风险，如何从刺激性政策调控转变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更科学的宏观调控，等等。这些主题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研究的丰富内涵。
● 专家点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新常态思维探索发展转型的主题是必要的。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系统论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增长、新结构、新动力与新风险。在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全面分析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并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国内外经济新常态历史性变化的内涵，形成适应新常态发展所需要的战略与政策，并在新常态发展中赢得主动，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议题。
（点评人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热点6.中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入选理由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用“社会治理”来代替“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提法从十六大报告开始至十八大报告一直沿用），仅一字之差，却具有重大意义。与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更强调主体多元、关系平等、方式灵活以及手段综合。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有别于西方，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实践模式。当前，社会开放性所带来的全球风险、社会危机以及新型社会治理力量的兴起，迫切需要中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予以回应。对“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意涵、现实路径进行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充分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2014年有关“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情况大致如下：⒈从中国治理文化的特殊性、治理情境的复杂性以及治理内容的内生性等维度，揭示中国社会治理的本土特质。⒉对社会治理方式、制度、体系的宏观论述。涉及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体关系及能力、关键环节、核心议题、基本依据、实践路径等方面，深刻剖析了“一主多元”“社会协同”“源头治理”“依法治理”“基层自治”“社会共治”“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性和基本路径。⒊将社会治理的思维应用于相对微观的领域和实际操作层面，发掘在网络社会、城市/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实务、企业劳动关系、突发公共事件等具体情境中，社会治理理念的实现机制，以及其中蕴含的新特点、新价值，使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更加深入和丰富。
● 专家点评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节点。鉴于此，各个学科都从其独特的视角关注、解读和研究中国式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及其应用价值。面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新形势，社会学学界则以社会学的话语体系，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重点论述了创新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不过，迄今，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下一步有待于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命题还很多，包括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与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研究；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与现实路径研究；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定位与作用研究；等等。
（点评人陆杰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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