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1989年 5月，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集中阐明了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298、299页。）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继续运用这种战略思维，从现象透视本质，从局部把握全局，从现实前瞻长远，对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进行精心谋划和思考，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放眼世界，以宏大的国际视角判断世界大势
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直接影响我国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晚年坚持以宽广宏大的眼光洞察世界发展大势，以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的战略思维制定我国的应对和发展之策。
邓小平辩证地分析苏东剧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认为国际局势对中国而言不可能坏到哪里去，不必把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不要认为我们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中国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也存在着，关键是要善于把握。（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54页。）
1990年初，苏联解体前，邓小平就预测美苏垄断一切国际事务的情况将会发生变化，世界格局有可能走向多极化。为避免出现一超独大的世界格局，为我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保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他提出要正确判断我国在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他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53页。）作为多极化中的一极，绝不能示弱，不能贬低自己，要积极促进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
除此之外，邓小平晚年还特别提出我们要韬光养晦、不当头。他的深层用意在于不树敌，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引火烧身；在于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使我国在整体上处于超然有利的地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形势作出判断：旧的冷战结束之后还可能会出现两个冷战。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不仅要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国家变质，还会以人权、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为借口，不断干涉和制裁我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示弱，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我们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要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高举和平的旗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邓小平晚年反复强调的重要话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上关于中国“好战”的舆论，他说：“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04页。）他用这样“两种力量”的尖锐对比，鲜明指出了中国所走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同历来种种“破坏力量”完全不同的、和平发展的道路。他晚年多次指出，中国要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28—329页。）今天，面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冲突”的种种言论，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他的深刻用意和战略远见。
邓小平晚年，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迅猛。如何顺应这一趋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赶上并最终引领时代潮流，是他思考的重要问题。20世纪 90年代初，在总结四个经济特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要以更大胆、更主动的姿态对外开放，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对外开放的层次；要从“三来一补”的初级开放，转向金融、商业、贸易、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的开放；要开放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提出中国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在规划和设计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时，要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像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欧洲的伦敦、法兰克福一样，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他还说浦东从开发那天起，就要考虑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按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把国际资本吸引到上海。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深谙获得和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占据制高点的重要性。他清醒地看到在当今世界，科技和教育就是制高点。“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7页。）只有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据优势，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掌握主动。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抓住科技发展的机遇，也能迎头赶上。错过了，在短期内会被抛到更远的后面。他晚年在各地视察时，多次同科技人员论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提出“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8页。）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各国都在试图抢占新的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更能体会到邓小平的用心、智慧与胆略。
（二）胸襟开阔，以开放的眼光、态度观察和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
以开放的眼光、开放的态度、开放的胸怀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鲜明特点。他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验，包括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但同时又不能机械照搬别国模式。
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得出结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这就从根本上厘清了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思想混乱，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藩篱，为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对于人们担心和争议的证券市场，他提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
在应对和处理风云变幻的国际问题时，邓小平的胸襟更开阔、眼光更深远。比如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行为时，他举重若轻地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59页。）他坚信，制裁是达不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的，是在被封锁、被制裁、被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新中国成立后 4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后近 10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中国不仅不会垮掉，而且会更加发展起来。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他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继续同这些国家打交道，搞好关系。他还建议各国政治家超越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长远的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30页。）在处理苏联解体后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不管苏联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要同这些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53页。）正是在邓小平这些战略思想的指导下，20多年来，我们营造了相对宽松良好的国际环境。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建立了良好关系，中国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得到顺利发展。
（三）立足现实，科学把握国内发展的关键问题
着眼当前，立足实际，在千头万绪的纷繁事务中把握重点，抓关键问题，是邓小平战略思维的突出体现。
邓小平晚年，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他提出要让十几亿人都过上好日子，在一个百年走完发达国家在几个百年走过的路程，必须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建设。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21页。），那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他坦言，改革开放的事业只是刚刚起步，因为没有经验，在改革开放中“确实有失误”，“而且失误很不小”。（《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12页。）但是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停步不前。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邓小平是一个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刻准备并勇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家。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层也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就抓紧解决。总结经验的重点要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根本的一条就是改革开放不能丢，不能放弃。
着眼当前，就是要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和条件，加快发展。从 1990到 1994年四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十几次讲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思想。他清醒地意识到，历史给中国留下的机遇不多了。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远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就会落后，就会失去民心，失去老百姓的支持。
“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小平晚年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他强调要加快发展，也强调发展方式问题，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12页。）发展，不仅要讲效益，也要讲质量，讲自然环境的保护，同时还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邓小平认为苏联和东欧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甚至瓦解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现了分裂。中国要出问题，也会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他指出：一定要警惕这个问题，一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他提醒全党，腐败现象是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现象的滋生已经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如果任由腐败发生发展，不仅会影响到党的声誉信誉，而且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确实会有失败的危险。他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以雷厉风行的高压态势，抓大案要案。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13、314页。）
（四）放眼未来，认真思考如何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向不动摇
战略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深谋远图的责任。邓小平没能走入 21世纪，但对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战略谋划，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前瞻性的思考和设想。
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是如何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问题。出于一种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强烈责任意识，他反复强调对于党的基本路线，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千叮咛、万嘱咐，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1页。）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对出现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发展起来以后，问题不会比不发展时少。发展起来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不可预料的事情，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比如“两极分化”解决不好会导致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甚至会引发社会动乱，最终落到资本主义。又比如，腐败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解决。对于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要及时发现，“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64页。）。
邓小平晚年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是他一个重要的前瞻性的战略部署。他的用意在于推动上海以至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利用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影响和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这是实现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也是实现他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沿海帮助内地、缩小地区差距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重大部署。
上世纪 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制度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保证。到晚年，他进一步看到制度建设和巩固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提出用至少 30年的时间把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通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为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提供了思路。
邓小平离开我们快 20年了。今天，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我们可以深切认识到，正是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深邃的战略思维，让我国闯过了道道难关，在新世纪掌握了很多战略主动权，拥有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的可靠依据。社会主义中国再一次用实践证明了种种怀疑论调的谬误，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己，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破浪前行！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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