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回答军队整顿什么？“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需要，军队总人数在1958年降到了最低点，整个军队比较精干。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需要就是编制”等错误思想指导，我军臃肿不堪。国防经费有限，如何供养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邓小平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坚决果断地提出“军队要消肿”，而且一讲就是10年。
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消肿”。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在这年的1月14日、19日、25日，2月8日，3月3日、12日、24日，4月2日、3日、9日、10日，5月19日，出席各种关于军队工作的汇报以后的讲话中，都反复指出了部队机构很庞大，机构重叠问题很严重。他说：“总后机关很庞大，总参机关也庞大。总政人数少些，但机关也比较大。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单位，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加一点）。”就是连现在送军委的文件也太多、太零碎。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我看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哪些要报军委，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报军委审批后，就按那个办。
邓小平还和军队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在部队缩减之后，除现在超编40多万人之外，可能会有100万人的处理问题。每年要正常处理5万人。要减少150万人，100万兵，50万干部。这样可以减少开支10个亿，这10个亿用来搞装备，军费开支并不要减。至于部队机构庞大、重叠的危害性，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他相信，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军队要整顿：军队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用手指着大家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那么，怎样“消肿”？邓小平认为，必须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首先要在明确编制的基础上精简，有了编制，定额才能压下来。“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办法首先是搞出个编制来。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铁道兵、工程兵可以多减一点。铁道兵主要是负责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铁路修建任务，内地的铁路一律交给铁道部去修。铁道部的施工队伍有40万人，一年可修2000公里。地下铁道交地方搞，交铁道部或北京市，速度一定会加快。铁道兵要减，但技术骨干要留下，这样打起仗来要扩大就好办了。工程兵的任务主要是搞一些特殊的重要工程，一般工程由部队搞。工程兵也可以多减。而后勤机构重叠，人太多。有些机构，如办事处、分部、兵站可以减掉。不要各搞一套，重叠的要去掉。将来打起仗来，还是过去那样，以地区为单位，能独立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何时完成？邓小平当时比较乐观，他粗算了一下：整编任务从1975年算起，1977年完成，实际是三个年头、两个征兵年。
应该说，邓小平这时也考虑到了特种兵究竟如何编制的重大问题。例如，步兵、坦克怎么结合，要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定下来。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将来打起仗来，军委的指挥方式，只能是战略的指导。组织部队、战役的具体指导还是要靠各战区。各战区要独立作战，机动就靠这一点，才能抓住战机。部队平时编制要与战时动员计划结合起来统一考虑。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扳着手指概括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说：“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他明确地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邓小平以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的思想。这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改革有望，军心开始沸动。但由于“四人帮”干扰，全面整顿中途夭折，军队“消肿”工作被迫停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消肿”问题才得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到1984年的近10年中，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小会讲，集体个别谈，多达数十次。直到1984年11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思想。
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军委座谈会上说：“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会议提出的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贯彻的。下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对这些问题要加以肯定。”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理顺编制体制，裁减军队员额，成为邓小平关心军队建设的主要措施。在这些工作中，聂荣臻元帅作为军委副主席之一，给予了大力支持。1979年6月，邓小平来看望聂荣臻，说起军队建设问题，他认为当前军队高级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大，要加以调整，这是军队进一步整顿、精简的关键，希望他抓一下这项工作。聂荣臻表示完全理解。两天后，在邓小平主持军委会议上，宣布由聂荣臻主持调整野战军军级、各大军区以及军兵种、三总部领导班子的工作。经过近4个月努力，最后通过了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名单。此后，1980年春，军委决定立即进行精简整编工作。4月，邓小平办公室转来一份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传批件。聂荣臻批注：“这次精简整编必须按邓副主席原来的设想方案，即全军保留450万人（解放军总人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高曾达到656万人，这次精简时，实有人数仍达599万人，保留450万，即要减149万人），应加速进行，不能再动摇拖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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