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社会主义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资本主义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农村生产成了自给性生产模式，物资大都实行统一调拨，商品交换和资本流通在很多地区基本上被取消。这不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活力，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是这个问题比较早的发现者之一。1958年 10月，他在云南视察时指出，农业生产“总是要有交换的”，“要千方百计使交换的东西增多”。（邓小平在听取中共云南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 10月 25日。）不久，在 11月上旬召开的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主持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二）》时，特别重新改写了原第三十六条的内容，提出“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在讨论这一修改时，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意见。12月 9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目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国目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在国家经济领导下进行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58年12月9日。）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指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现实必要性，而且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性质。
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进入新时期之后，我国改革开放最早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是从这一突破开始，最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当年毛泽东、邓小平等提出的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思想主张，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源头。
七、制订经济建设的长远规划，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大跃进”搞“以钢为纲”，犯了与苏联重视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的同样的错误。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在指导思想上的重要变化，就是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摆正了。邓小平这方面的思想认识尤为明确。1961年 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革命胜利后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几亿人口的吃、穿、用。”（邓小平在中南局、华北局小组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 3月 19日。）到下半年，经济调整取得初步成效，国家计委即研究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补充计划和1963—1969的七年规划。邓小平要求后两年补充计划要搞“过关”的指标。“过关”的指标不是以前那样的高指标，而是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的指标。同时，他指出：制订七年规划，要真正按照农、轻、重为序来安排，以基本解决人民群众吃穿问题及日用品问题为中心来规划各方面。（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 10月 24日。）他还说：“总的规划原则核心是解决吃穿用，部分解决住，兼顾国防，围绕这些计算钢、煤生产多少。”（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 11月 21日。）这里，他把吃穿用与钢的位置调了一个个，是要使正在制订的规划真正成为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的规划，这同以前的“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计划相比，出发点和立足点都不一样了。
由于经济调整的任务重，发展情况不明朗，七年规划的制订被搁置下来。到 1962年，国民经济趋向好转，计划编制工作也回归常规。国家计委考虑例行地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并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按照“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原则”来安排国民经济。因此，三五计划被称作“吃穿用计划”。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发生变化，大家对制订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但以农业为基础和重视解决人民吃穿用问题的基本思想理念并没有改变，并且对实际工作还在产生重要影响。
以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为中心制订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新时期，邓小平设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发展目标，第一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让老百姓吃饱穿暖；第二步实现小康，主要还是要让老百姓吃穿用更好一些，而且还要住得更好一些，生活环境更好一些，等等。
八、搞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违反群众意愿的“大呼隆”群众运动
八大以后，邓小平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样，希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邓小平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比作“给自己出难题”，因此在“大跃进”之初，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但他深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需要条件，不能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出难题要“不是空想的，是合乎实际的”，“要有雄图，心是热的”，“但也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心要热，头要冷”。（邓小平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 3月 25日。）当“大跃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严重后果日益暴露后，他便表现出异常的冷静并义无反顾地倾力于配合毛泽东纠“左”。
这一时期，邓小平领导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能快则快，不能快的就不让快。我国的石油工业基础非常薄弱，而石油工业对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又特别重要。邓小平分管石油工业，在对石油工业的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石油工业“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超越国际先进水平，世界先进水平也不是高不可攀的”。（《邓小平同志与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回忆邓小平》（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432页。）在他的领导和决策下，石油工业战线选准突破口，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发现和建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特大油田——大庆油田，使我国石油工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同一时期，铁道部向国务院提交报告，提出现有铁路三万公里，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新修建二万公里，在十年内修建十八万公里新线。这样的速度是明显脱离实际的。邓小平在审定报告时，将这一提法修改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新建线路能否由原定的一万五千公里增加到二万公里的修建计划，以及能否在十五年内修建十八万公里，须由国家计委在综合研究之后，加以审定”。
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适当加快不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仍坚持了经济发展能快则快的思想主张，总是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往往伴随着一哄而起的“大呼隆”的群众运动，既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又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教训太深刻了。1961年底进入调整时期以后，邓小平明确指出，经济建设不能搞违反群众意愿和群众路线的“大呼隆”群众运动。他说，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因地制宜，不要搞大呼隆”。他还对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作了辩证的分析，指出“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能天天、事事搞运动”，“过去几年讲大兵团作战，我看不是群众路线。‘大呼隆’违反群众意志，群众是勉强、被迫接受的，只是形式热闹”，“有些群众运动往往不合乎群众路线，违反了群众路线”。（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1年 12月 11日。）
九、经济建设要搞一套管理制度，农业有农业的“宪法”，工业有工业的 “宪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业建设更多地是学苏联的经验，尤其在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照搬了苏联的一些办法。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开始摸索建立自己的制度体系，邓小平是积极强调和推动制度建设的领导人之一。1957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要建立新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在“大跃进”运动中，工业企业的生产责任制和经济核算等制度废弛，普遍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降低。邓小平中肯地指出：“根本的是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制度和纪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0年 12月 22日。）这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对于明确政策、加强人民公社的管理起到了明显的作用。邓小平提出，工业也要搞一个类似“农业十二条”的“宪法式”的文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农村人民公社条例》（即“农业六十条”）后，邓小平又指出，农业方面搞了“六十条”，“工业方面也要拿出若干条”。后来，他主持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以来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企业管理的一系列正确的指导原则和具体规定，成为当时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指导性文件，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关于企业管理的章程。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个文件对加强企业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工业宪法”。
在主持制订“工业七十条”的同时，邓小平还主持制订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等一批工业、文教、科技方面的条例。这批条例，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制度建设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中产生了积极作用。邓小平把这些条例称为各行各业的“宪法”，突出了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后来直至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不应越来越小，而应越来越丰富
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所揭示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上搞“清一色”的同时，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上也搞一律化，完全忽视、抹煞人民群众生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邓小平在“大跃进”刚兴起不久，就对此表示怀疑。1958年 10月，他从东北考察回来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现在人们有啥吃啥，穿衣也简单。统统清一色好不好？”（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58年 10月 6日。）不久他去西南考察，在同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中又说：“公社吃住等一律化，共产主义是越搞越简单，还是越搞越复杂？”（邓小平在贵州考察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58年11月2日至5日。）从西南回来后，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人民公社还不能搞纯全民所有制的同时，还明确指出：“集体生活中的个人选择自由，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邓小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1958年 12月 9日。）对这个观点，邓小平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这样谈到已是不容易的。
十一、党的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
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原则搞个人崇拜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危害，感受很深。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联系斯大林和苏共的教训指出：“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邓小平文选》第 1卷，第 229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从1957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开始，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陷入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风气日盛。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迅速蔓延开来。1960年 3月，邓小平在天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谈到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议记录，1960年3月25日。) 在当时的情况下，邓小平这样强调党中央集体领导，提出要合乎实际地评价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作用，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实际上触及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正是由于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后来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导致“左”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正是从努力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传统入手，全面拨乱反正，使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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