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天，时间一长，她脚上生了冻疮，流出了黄水，沾上了袜子，袜子又和鞋粘在了一起，一动弹就疼得钻心。于是，她干脆睡觉就不脱鞋了。
“后来，俺婶儿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拦着她，不让她再下地。玉兰却说，‘娘，脚冻了不要紧，过几天还可以治；地冻了，栽不了树，就得等下一年了。’”孙素华回忆说。
就是凭着这股干劲儿，到1959年，吕玉兰和同伴们一共栽下11万棵树。这些树像一道绿色屏障，挡住了风沙，实现了东留善固村几代人的绿化梦。
治住风沙，吕玉兰又把目光转向农田基本建设，决心变旱地为水地，变薄地为肥田。
她这样鼓舞大伙儿：“咱们做梦都想着早点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村在哪儿？就在咱们手中！不靠天，不靠地，只能靠咱们自个儿，靠咱们自个儿的双手。”
那时候干活儿苦，可吕玉兰仿佛总有使不完的劲儿，时时处处干在前面。
寒冬腊月，村里组织打井，吕玉兰站在泥水里，猫着腰，又是挖泥，又是装土，一会儿累出一身汗，上来冻得直打哆嗦。
三夏大忙，为了抢收麦子，吕玉兰吃住在打麦场，几天几夜顾不得洗脸梳头，头上竟长出了麦苗——掉在她头发里的麦粒，在汗水的浸泡下发了芽。
一个姑娘家，何苦这样拼命？吕玉兰在笔记本上吐露了心思：“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
她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
1961年初春的一天，冰雪还没融化。正在忙着积肥的吕玉兰，突然听到从村东传来一阵喊声：“决口了！决口了！”已经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她急忙拿起铁锨循声赶去。
原来，村东的水渠决口了，渠水带着薄冰，直往麦田里灌。如果决口堵不上，这一大片麦田恐怕就完啦！
见几个村民正站在渠堤上不知所措，吕玉兰二话没说，“扑通”一声就跳进冰水里，堵起决口来。这下子，在场的20多名村民，也纷纷跳进了冰水。
到天黑时，大伙儿终于把干渠的决口堵住了。吕玉兰在冰水里足足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愣是咬牙没喊一声冷。
当年这一幕，不少东留善固村的老人记忆犹新，说起来仍啧啧称赞：“大老爷们都冻得浑身打颤呢，玉兰一个姑娘家，愣是扛得住，真厉害！”
男女老少一齐上，起早贪黑连轴转，打井、平地、积肥……经过吕玉兰和全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东留善固渐渐由一个“穷沙窝”变成了“花果园”、富村子，每年向国家贡献的粮食和棉花，抵得上其他几十个村。
“要不是玉兰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老人们感慨。
而无论工作岗位怎样变化，吕玉兰艰苦创业的劲头始终不减。
临西县原副县长张延福至今难忘——1974年4月，事关临西80％地区用上运河水的重点水利工程——临馆渠和卫西干渠开始动工兴建，时任县委书记的吕玉兰决定徒步沿工地全程察看一遍。那天，他们从早晨走到晚上，一口气走了上百里路。“玉兰当时工作很忙，整天休息不好，我们都不叫她这么走，可她非要去，最后大家累得东倒西歪。她也累惨了，回到办公室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别人推也推不醒。玉兰对临西的水利事业，可真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
正定县原县长程宝怀至今难忘——吕玉兰到正定县任县委副书记后，几个月里，几乎跑遍了全县的所有公社以及几十个村庄。那时，县委只有两辆吉普车，其中一辆还经常出毛病，吕玉兰为了照顾老同志，外出办事或下乡，总是骑上自行车。她还主动请缨，不顾身体疾病，带队走南闯北，到外地学习取经。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条。玉兰最赞赏的信条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8月20日下午，吕玉兰的丈夫、已退休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江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件往事。
1981年9月1日晚，吕玉兰即将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她对我说，这次去北京，准备向上反映一下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我劝她，现在国家正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从上到下都是对生产责任制的赞扬声，你这时候去谈一些问题，合适吗？”
“俺不管那些，该说的就说！”江山回忆，当时吕玉兰习惯性地把袖子一挽，挺起身子说：“俺是人大代表、共产党员，如果责任制有毛病谁也不敢讲，那非得把政策搞歪了不可，倒霉的还是农民！”
吕玉兰到北京后，果然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她的发言，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视。在这次会议的第7号简报上，吕玉兰提的“农村实行责任制，思想工作不是少了而应是更多了”的意见，被放在了第一条。
“玉兰为人处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熟悉吕玉兰的人都如是说。
1981年9月，按照组织安排，吕玉兰从河北省委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面对职务的变动，她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安排，很快同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
“玉兰来正定的当天，就借了别人一辆自行车骑着下乡去了。”程宝怀回忆说，当时，由于粮食征购任务重，造成了正定农业结构比例失调，种植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形成了典型的“高产穷县”现象。县委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高征购必须及时纠正。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反映问题，大家却有不同意见。
“当时刚到正定工作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都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正定的现状，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程宝怀说，习近平同志和吕玉兰同志不畏困难，多次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多万斤，给正定人民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愈是求真务实，愈能眼光放远、开拓创新。
提起正定荣国府，许多人耳熟能详。今天，荣国府就好比正定旅游业的“聚宝盆”。而荣国府能够顺利建成，也包含着吕玉兰的“一言之功”。
作为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正定开始酝酿发展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正定县把这个项目拉了过来。原计划用几十万元置起假景，拍完也就了事了。后来，习近平同志考虑到不如着眼长远，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推动旅游业发展。但这需要增加投资300多万元，不少干部因为思想不够解放，担心投资难以收回，对此心存疑虑。
这时，恰逢吕玉兰从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回来，习近平同志便和程宝怀同志去征求她的意见。吕玉兰说，县委抓得及时、抓得好，我全力支持。同时她还利用回来的短暂时间，积极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吕玉兰的支持下，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使正定县的旅游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看准了就大干，看不准搞试验——这是吕玉兰多年的工作准则。
1970年，她在东留善固村建立试验农场，光小麦品种就种了20多种。通过对比试验后在大田推广，逐步把全村农作物改换成了优良品种。任临西县委书记时，她提出“层层搭梯子，生产步步高”。县委抓住44个在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上各有特点的先进单位作为“梯子”，很快出现了“一面红旗带一片，多面红旗带全县”的生动局面。
正定县原副县长何玉记得，当年，正定县委决定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吕玉兰主动提出由自己负责多种经营工作。“玉兰在城关公社西北街大队开展庭院经济试点，指导农民利用房前屋后养花、养鱼，搞手工加工项目，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受到启发：就在人们眼皮子底下的正定城关，农民照样能够依靠多种经营发家致富。”
“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在东留善固村南，有一座吕玉兰纪念馆。东留善固村党委副书记冯占臣说，纪念馆是应村民的强烈要求而建，“这是‘老书记’永远活在东留善固群众心中的一种象征。”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要做个好当家人，让大伙儿一直记在心底，那可不容易啊！”曾担任村干部、和吕玉兰共事15年的杨建文告诉记者，别看吕玉兰干事业泼泼辣辣、风风火火，但心细着呢。她总是说，“凡是为群众服务的事，都在俺管的圈里头。”
当年，村里有位叫孙文礼的孤寡老人，平时不洗脸，不叠被子，不刷锅碗，两间房里积满了灰尘也从不打扫，总感觉生活没啥意思。
为了让老人感到温暖，逢年过节，吕玉兰都要带着全体干部去他家打扫卫生。
有一年的春节前，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帮孙文礼家大扫除后，他说什么也要留大家吃饭。
其他人都走了，唯独吕玉兰留了下来。她帮老人点火做饭，饭做好后，喝了一碗粥——她以为是红薯面的，可老人说是玉米面的。原来，因为他家的面缸常年不盖，里面落满了灰尘，熬的粥成了黑红色。
事后，好多人不相信，孙文礼家的饭吕玉兰也吃得下。吕玉兰说：“群众的饭我一般不吃，可孙大爷家的饭我得留下来吃，而且我吃得很香，因为这是连心饭。”
“玉兰真看得起我这个糟老头子啊！”这之后，孙文礼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改变了很多。为了让老人生活有着落，吕玉兰和村干部们商量后，安排他到林场看门、喂鸡。老人最终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他多次对人讲：“多亏了玉兰这好闺女呀！”
联系群众鱼得水，脱离群众树断根。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吕玉兰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要求和建议。
担任临西县委书记期间，她提出“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县委常委们带领县直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深入到农业生产一线，分别蹲点在170多个生产大队，同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针对少数干部“身子在点心不在点”的情况，她要求干部，“不做浮在水面上的葫芦，要做沉到水底的秤砣”，使扎扎实实下基层成为临西县干部的一种风气。
 |  |
| 相关专题 |
| · 人物事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