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欧华工：一战中的特殊军团

工作中的华工。资料图片

工作中的华工。资料图片

位于法国西北部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园。新华社发

100年前的8月4日，德国入侵比利时，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如何看待这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它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压力抑或机遇？如何化解压力把握机遇，以求得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诸多问题拷问着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这种严峻的拷问下，中国赴欧华工军团诞生了。这支特殊的队伍，为将彼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推入国际社会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正是这支特殊的队伍，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中的一员。

以工代兵

——民国政府无奈的战略之举

一战爆发之时，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中华民国满目疮痍，动荡不安，各派势力明争暗斗，结果导致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参战双方都对中国虎视眈眈，特别是日本，妄图利用对德宣战之机，攫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侵略特权。为求自保，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中立”。

尽管世事不济，但在当时中国的外交决策群体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仍被视为一次战略机遇，一个天赐良机。1914年11月10日，外交部参事伍朝枢即向外交部提交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许多外交纠纷，力争将包括日本侵略问题在内的一切事端提交战后和会讨论、裁决。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也在1915年1月15日就中国参加战后和会问题向外交部呈交长篇备忘录，主张中国为了提高国际地位，为了有利于外交争端的解决，应设法加入战后和平会议，并加紧筛选与会代表，未雨绸缪。可以说，设法以战胜国身份参加战后和会，以摆脱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了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主流的心愿和努力目标。

事实上，一战爆发伊始，为寻求参与英法主导的国际社会，袁世凯政府即向英国驻华公使兼协约国驻京外交使团首领朱尔典提议，中国派兵帮助英国攻打驻青岛的德军，但这一提议被英国拒绝。一方面，傲慢的英国人未能料想到一战会旷日持久，会如此血淋淋。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就从来没有想过需要中国的帮助，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始终是一个无法摆脱欧洲“帮助”的“东亚病夫”。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寻求参加协约国作战这一目标，还面临着日本的阻挠。1914年11月中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会见新闻记者谈及青岛问题及战后和会时就明确表示：“至于和平会议，中国非交战国，无列席之资格”。

1915年初，日本政府变本加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完全置于其控制之下。就在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当天，中国外长陆征祥向大总统袁世凯进言，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参战。为此，1915年11月6日，中国政府正式通知英国，表示中国准备对德宣战，但为了防止日本从中作梗，要求英、法、俄三国邀请中国参战。此时的英、法、俄三国对中国的参战均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出面安排。但在日本的极力反对下，中国政府第二次寻求参战的外交努力于1916年初告败。

有鉴于此，曾出任袁世凯政府总统府秘书长、随后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总理、被世人誉为“近代中国的马基雅维利”的梁士诒，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以工代兵”的战略构想：“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自此，以工代兵，即以华工为杠杆，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英关于招募华工的外交谈判。1916年10至11月索姆河会战结束时，鉴于在中国所招募的劳工还不到40名，英国政府不得不转向中国政府求援。借此，中国外交部长伍廷芳向英国提出几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参加战后的对德和会，把招工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联系在一起：“一战结束以后，战后和会如有中立国加入，中国亦得加入，无中立国加入，则另行召集关于东亚等国的大会，中国必须得加入。”

可以说，以工代兵既是中华民国政府的无奈之举，又不失为一项高明的战略设计。根据这一战略构想，作为中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军，赴欧华工在欧洲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关乎战后中国的命运。就像曾积极参与过驻法华工教育事业的晏阳初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