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批评家
《文学报》曾经就创作与评论如何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举行过一个研讨会。与会的有诸多知名作家和批评家，我们有意识地把两个群体聚集到一起，展开一次如何良性互动的对话，气氛之热烈出乎我的意料。
作家与批评家良性互动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并未形成什么共识。有的说，批评不承载指导作家创作的功能，批评只是批评家通过文本分析来表达自己对世界以及创作的理念；有的说，批评家和作家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为好，过于密切的关系会影响到批评家对作品的评判；有的作家以亲身经历说明，批评对自己创作所起到的难忘的作用……用一句套话来形容那个讨论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什么“共识”。“对话”本身就正是我们需要的“良性互动”的样本。
这里，我想从近期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事件入手，来谈如何看待两者关系。
今年初，编辑部收到青年批评家翟业军批评方方中篇小说的文章，题为《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走编审流程时，该文无任何障碍。仅从文章本身看，有理有据，似乎无懈可击。就在准备发稿时，有编辑提出一个问题：《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自《十月》杂志2013年第二期以头条发表后，被很多选刊选载，并且进入了年度排行榜，获得各种奖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翟文将这个小说文本“批”得非常不堪，诸如“生硬、虚假、不可救药的自以为是”等等。如此“粗糙”的小说为何还能产生这么大影响？究竟是文坛有问题，还是翟文有问题？为慎重起见，编辑部开始传阅方方的这部中篇小说。读完了这部小说，我产生了与翟业军几乎截然不同的感受：总体上这是一部非常感人和吸引人的小说，文字简洁有力。于是，翟文在我邮箱里“休眠”了很长时间，发与不发，一直举棋不定。此时，编辑部有人愿意写与翟业军争鸣的文章，于是我就决定先发翟文，再发争鸣文章，并在《编者按》里请更多的专家和读者参与讨论。
翟文发表后，即被新浪读书官方微博全文转发，在读者中引发热议，跟帖有280多条。尤其令我想不到的是，方方把这篇文章又从新浪转到自己的微博中，并写下这么一段话：“这个帮转！人和人之间差异很大。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教育背景以及性格气质都不一样。作品发表，有人引起共鸣，有人激起抵触，有人格外喜欢，有人格外反感，都很正常。电脑还有不兼容系统，人更是。正因有各种的不相同和不相兼容，这世界才丰富有趣。我们彼此所要做的是：各自努力把自己的文章写好。”这段话，与她的小说一样深深打动了我。这是《新批评》创办三年里，唯一见到的著名作家对批评的正式回应，而且“回应”得如此的大度和睿智。她希望她的300多万粉丝也转发这篇批评她的文章，显示了她豁达的胸襟和自信。
在后来的争鸣文章中，我发现赞成方方和翟业军的观点都有，有些作者和读者读方方小说的感受也不完全与我本人相同。这件事，撞击出我多方面的思考，如：作为掌握文章生杀权力的编审人员，如何看待与自己感受和观点相左的文章？如何看待文艺批评中的“偏见”和“偏激”？作家尊重批评者的批评权利，但批评者如何也尊重作家的感受以及在创作中付出的艰辛劳动，等等。
如何建立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生态？什么样的批评才是对文艺创作真正有益的批评？大概各方人士，包括我这样与批评相关的编辑等，都还需要继续接受启蒙。
鲜花与板砖
风雨和阳光，鲜花与板砖，始终伴随着《新批评》前进的脚步。我想，这完全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新批评》本来就是逆水行舟，与恶化的文艺批评生态为“敌”的。
最后，我想说说我亲历的一件小事： 2013年夏天在西安，陈忠实先生亲口对我说，他唯一一份自费订阅的报纸就是《文学报》，而订《文学报》是因为喜欢看《新批评》上的那些文章。这一细节，在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评论奖获得者李建军的“获奖感言”中，再次得到证实，说明陈忠实不止对一个人说起过他对《新批评》的喜爱……在李建军的“获奖感言”中还透露一个信息：“台湾老作家郭枫，谈起‘新批评’来，赞赏有加，说即使在台湾，也没有这样一个好平台。”
《新批评》在风雨兼程中已经长成一棵树，虽然它的年轮才刚刚三圈，它还不怎么粗壮，但我相信它还将继续生长。
（作者为《文学报》社长、总编辑，《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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