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在推进改革进程、反思改革成败、总结改革经验的过程中，“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常被简化，因而被人们所误解。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改革”常翻译成“reform”（改善）而被外国人士误读。从目前人们对改革的理解看，存在着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由于对改革缺乏分层次的理解而误读改革，导致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从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二是不加分析地泛化改革，瞎折腾，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借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质疑改革，进而反对改革。本文拟就“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来分析改革的层次性，增加人们对改革的理性认识，从而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一场革命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用以作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理论论证。20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相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而言，中国属于后来者。中国的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决心就很坚定，任务就很明确，内容就很丰富，成效也非常显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时，就把改革同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他还提出过一个重要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改革就是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相当于英文中的“Revolution”，是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属于最深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由于它涉及到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也是最宏观层次的改革。
在社会学里，“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航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可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类型。政治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是实现社会形态转变的根本方式。它以先进阶级和广大群众为革命主体，以夺取政权为首要标志，以变革政治体系为主要内容，以暴力革命为基本方式。社会革命同样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密切，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又要求政治革命为自己开辟道路，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革命”一词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中早已有之，如“殷革夏命”，指殷王朝取代了夏王朝。“革命”者，“革其王命，改其恶俗”，“王者易姓”也。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在使用暴力层面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革命”一词成为今天的时代用语，源于日本。日本在走向现代化时，采用了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来译Revolution，但排除了“武力”内涵，也排除了西方的暴力色彩，强调的是尊王改革。日本人对革命的这种理解，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的追捧。他说：“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可骇耶？”“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当中国现代化研究由进化范式转化为革命范式之后，“革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与日本人强调的“社会变革”同时被纳入革命一词的理解之中，前者类似于政治革命，后者类似于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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